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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龙岩地区设有一个关卡，那里是木材商人的必经之地，凡有木簰经过，道中就每百根抽取十根，每根付给官价五钱，再粗的圆木也是这个价钱。虽说这不合朝廷规定，但如果不这样，道中经济就更加难以应付。所以来这里做道员的，都把漳州军工厂当成一片苦海。

  福建全省共有三家这样的军工厂，一个在漳州，一个在泉州，一个在省城福州，都由当地道员经营。福州军工厂近水楼台，道台和藩司巡抚朝夕相见，水师当然不敢为难，藩司衙门的好处费也可酌减。泉州军工厂因与水师提督同在一城，道台平时和提督常相来往，逢年过节稍微打点一下，水师人员也不敢对道署无礼。只有漳州船厂相距遥远，每次战船竣工，驶出海口请水师接收，竟然有一拖半年甚至一年的，任凭战船留在岸边风吹日晒；几次催促，水师才派人前来验收，这时战船的油漆往往已不再鲜亮，水师就以此为由拒绝接收，又要重油漆，更添负担。我在任不到半年，正值英夷盘踞海口，战船不能出海，就没有修造。而文武官员的薪水津贴以及差役口粮，仍然照常放，又不能到藩司衙门支取费用，赔进去不少银两。关卡年久失修，也没有再抽买木材。

  漳州城里的妓院、赌场，为全省第一，各衙门里的书吏、差役、轿夫就是它们的后台。这些妓院赌场每月送大洋三百元到道署，名之曰“娼赌费”，家中下人则送十几元、几十元不等，这已是沿袭多年的陋规。家人张淦问我：“这钱怎么办？论理应该扔出去才是。可是，总兵、知府、知州都认为是应该得的，如果裁撤，这些人肯定不满。您和这些人同城为官，现在战事正紧，您犯不着得罪他们。”我说：“这样的肮脏钱，断不能收，何况是‘娼赌费’！我怕脏了我的手。”张淦说：“的确是这样，所以这钱送来了好几天，我都不敢禀报您，也是因为于心不安。但是前几任道台中没有不接受的，只有徐继畲道台不肯接受，但又不便裁撤，就让家人将它归入厨房开销，您看可不可以也这样办呢？”我说：“俸禄和养廉银，这是朝廷给我的薪水，吃起来才心安理得，将这肮脏钱归入厨房，与放进腰包又有什么区别？不如把这钱给军工厂，让委员领去，赔补额外开销，我是一分一厘都不会要的，这样才干净。”

  [1]“酆都城”，又称“丰都城”，旧时迷信传说中的阴司地府，人死后的去处。

  抵抗英夷

  在赴漳州之前，我去向总督怡良请训。怡良本来任广东巡抚，带领军队来福建协同防守，刚开始住在考院里，颜伯焘战败革职后，他才来到泉州接管颜伯焘的军队。我几次拜见怡良，临走时他再三叮嘱我：“您到任以后，切记以守为主，一定不要主动出击挑起战事。您一定不能有建功立业的念头，如果您那么做的话，英夷一定会将在浙江的船舰撤回来攻打我们，那么我们福建就代浙江受祸了。”——怡良当时虽然任闽浙总督，但浙江的军务由钦差大臣扬威将军奕经负责，不归他管。

  上任的第二天，漳州知州赵少愚将兵勇的花名册送了过来，从册上看，除防守本城以及海澄要塞的官兵外，真正能打仗的练勇（地方政府临时招募的军队）大概有三千人，担任预备队的练勇有一千多人，已给腰牌听候传令的民兵有六万多人，部署还算妥当，声势颇壮。这些练勇都是些亡命之徒，根本不怕打仗。

  漳州城东南二十多里就是入海口，有一道天然的石梁，就像一座桥一样；落潮时，旁边就淤满了泥沙，涨潮时海水就会漫过石梁，但也仍然不能行船。来往的船只经过这里，必须盘坝，所以英夷的兵船一定过不了这道石梁，不必担心。需要防范的，主要还是土匪。

  城南四十里是海澄县，三面临海，英夷的军舰停靠在厦门，与海澄隔水相望。每次退潮后，英夷就来测量海水深浅。城内的居民，早已逃散一空。只剩下驻扎的官兵。我和英总兵、赵知州分班巡夜，或在城墙上，或在关厢以外，纠察奸细和土匪，防止有汉奸勾结敌人。只是，我和这里的人言语不通，对地形也不了解，稽查起来也很困难。

  每次查夜后回到衙门，第二天早上就一定有人报案失窃。我查东门就东门被盗，我查南门就南门被盗，几次都是这样。我开玩笑说：“强盗因为我官上任，所以想试一试我的手段。”于是将城守游击琳润请到衙门，命他带领几百名“红旗”，前往盗贼巢穴抓捕。所谓“红旗”，就是从强盗中投降过来的人。漳州知州一向认为这些人知道强盗的线索，所以将他们编入军营，以便“以毒攻毒”，当然这中间弊端也不少。这天，我刚好登城巡查，琳润跃马来见，我叮嘱他：“不抓到贼寇，不能空手回来。这一次示了弱，漳州城我就待不住了。”琳润也深以为然。过了几天，琳润捆着七个贼匪送到衙门。原来，琳润事先找到盗贼巢穴，派兵团团围住，在外面架上炮，对这里的族长说：“如果不将强盗交出来，就将全村化为灰烬。”村里人害怕了，就将贼人捆绑起来交给官兵。我将这七个人给知府审理，虽然还没有结案，但是夜晚的盗案却是少了许多。

  为了抵抗英夷，大小官员一共制造了大炮小炮几十尊，安放在城墙上。我现城外居民铺户鳞次栉比，就算是现敌情，恐怕也不好开炮。这些炮摆在城墙上，也不过是摆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