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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温体仁 崇祯朝的孤忠与奸佞（第1页）

一、早年仕途

温体仁的仕途起步于明朝万历年间，他的家族背景深厚，其祖先温祥卿曾随明朝开国功臣耿炳文守城，后官至兵部尚书，奠定了家族在浙江的根基。家族成员中，伯祖温应禄更是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高中探花，为温家带来了荣耀。

温体仁本人十六岁时便成为秀才，展现了非凡的学识。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一举中得乡试，次年殿试中位列二甲，被赐予进士出身，随即被选为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成为庶吉士后，温体仁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这是进入核心官僚体系的重要一步。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升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负责教育事务，显示了他在学术和行政方面的双重才能。随后，温体仁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被任命为左春坊左庶子，管理诰敕，这一职务涉及皇家诏书的起草和审核，体现了其在文书工作上的专业能力。

然而，温体仁并不满足于宫廷内的明争暗斗，意识到朝中党争的险恶，他选择遵循父亲温子佐的意愿，请求调任南京，担任詹事府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院事。这一决定既体现了他对家庭的重视，也表现出了他对于远离权力斗争中心的明智选择。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任职后，温体仁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丁忧，这是遵循当时孝道原则的正常程序。天启二年（1622年），他被起复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虽然最初称病不赴，但在皇帝的温和劝说和老师韩爌的鼓励下，他最终于同年八月下半月返回北京供职，并开始在皇帝的经筵上担任日讲官，进一步深化了他与皇室的关系。

不幸的是，天启四年（1624年）父亲的离世再次迫使温体仁回乡丁忧。直至崇祯帝即位，温体仁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被起用为南京礼部尚书，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新篇章。在崇祯元年（1628年），他再度担任讲读官，入侍经筵，其恭谨的态度深得皇帝赏识，迅晋升至礼部尚书。

二、得君赏识

温体仁的政治手腕在崇祯朝初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利用一系列策略赢得了崇祯帝的信任。在崇祯元年（1628年）冬，当大学士刘鸿训被罢官后，崇祯帝指示吏部推举内阁新成员。吏部尚书王永光欲提名温体仁，但遭到了文选司郎中耿志炜的反对。最终，名单上包括了东林党要员钱谦益等人的名字，这引起了温体仁的不满。

敏锐察觉到崇祯帝对钱谦益可能的疑虑，温体仁与同样未被列入名单的周延儒合作，共同散布关于钱谦益及其同党操控内阁推选的消息。温体仁更是在关键时刻上疏，揭露多年前钱谦益在科场舞弊案中的角色，指责他结党营私，不配为阁员。此番攻讦直接导致了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让温体仁与钱谦益对质。温体仁紧抓机会，坚称自己孤立无援，而满朝皆为钱谦益党羽，最终说服崇祯帝将其政敌逐出朝廷。

然而，温体仁的胜利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他就面临了来自江西道御史毛九华的弹劾，指控他“媚珰”，即讨好权宦魏忠贤，甚至在魏忠贤的生祠前献诗颂扬。毛九华还揭了温体仁在丁忧期间的不当行为，包括低价购买木材及贿赂阉党以逃脱法律制裁等。[26][27]面对这些指控，温体仁一方面请求辞职，另一方面坚决否认所有指控，并要求与毛九华对质。

在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的一次召对中，温体仁成功地反驳了毛九华和另一御史任赞化的指控，后者还被贬谪。崇祯帝认定毛九华提交的证据为伪造，温体仁的所谓劣迹不实。通过此次事件，崇祯帝形成了温体仁“孤忠”、无党派牵连的印象，这反而增强了他对温体仁的信任，同时也加深了他对东林党的猜疑。

三、善察帝意

崇祯帝以注重细节着称，他常常在阁臣提交的奏疏中寻找微小的错误，然后退回而不直接说明原因，考验阁臣的洞察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温体仁展现出了他独特的能力，能够精准地识别出崇祯帝关注的细节所在，这一点在众多阁臣中显得尤为突出。[79]

有一次，陈子壮上疏，阁臣们反复票拟，却总是被崇祯帝打回，无人知晓其中缘由。正当众人困惑不解之时，温体仁缓缓开口：“或许是因为疏末未填写日期吧！”众人随后检查疏文，果真现了这个疏漏之处。[79]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温体仁对细节的敏锐捕捉，以及他对崇祯帝心思的深刻理解。

更为典型的是生在崇祯八年（1635年）夏天的一件事。崇祯帝依照惯例表彰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死的曹文诏，并提拔其子曹变蛟为副总兵。曹变蛟随后上疏谢恩，然而，崇祯帝却反复将奏疏退回，还在上面标示了两点，分别位于恤典日期和谢恩日期之上，令阁臣们一头雾水。此时，温体仁因病休假，当他重新入职后，仔细研究了这份谢恩疏，最终现了问题所在：上疏日期与恤典日期间隔过短，这意味着远在战场的曹变蛟不可能如此迅地完成谢恩疏的撰写。原来，曹变蛟事先委托他人，在恤典圣旨公布后立即代为书写谢恩书。温体仁在票签中提出了疑问，第二天便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可和回复。[79]

温体仁的这一系列举动，即便是在政敌文震孟看来，也承认了他“亦有小才”。这不仅体现了温体仁在处理政务时的细心与周到，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崇祯帝的意图，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疑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技能。温体仁的这一特点，不仅帮助他巩固了在内阁中的地位，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入阁倾轧

崇祯二年（1629年），温体仁虽未能如愿获得南京礼部尚书之职，但在京城的政治博弈中，他逐渐崭露头角。十一月，正值后金大汗皇太极围困京师之际，温体仁秘密上疏，揭露督师袁崇焕与敌通谋，导致袁崇焕被捕。次年，崇祯帝决意让周延儒入阁，而东林党阁臣韩爌、钱龙锡力荐何如宠、钱象坤，试图阻止温体仁入阁。然而，温体仁与周延儒合谋，迫使钱龙锡因袁崇焕案下狱。

六月，温体仁终于入阁，兼任东阁大学士。此后，他逐步攀升，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乃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最终进阶至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改吏部尚书。

在内阁中，温体仁与周延儒表面和气，私下却暗中较量。他笼络山东、江西籍官员，削弱周延儒势力。崇祯四年（1631年），温体仁趁周延儒离京之机，处理了周延儒亲近的袁弘勋、张道濬，随后使王永光引咎辞职，安排亲信闵洪学接替吏部尚书之位，掌握了人事权。周延儒则设法弹劾闵洪学，使李长庚取代其位。

崇祯六年（1633年），周延儒因太监王坤弹劾陷入困境，温体仁袖手旁观，两人关系恶化。温体仁暗中支持周延儒的对手，排挤其盟友，却表现得不动声色，维持崇祯帝的信任。六月，周延儒因私称崇祯帝为“羲皇上人”而被迫辞职，温体仁批准其辞职，从而继任内阁辅。周延儒离职时，推荐何如宠入阁以制衡温体仁，但何如宠惧怕温体仁而未敢就任。

刑科给事中黄绍杰直言温体仁为奸佞，请求将其逐出朝廷，但崇祯帝斥责黄绍杰轻率狂妄，将他降级外放。温体仁在平定登州叛乱（吴桥兵变）后，因其功绩，于崇祯七年（1634年）晋升为中极殿大学士，加封少师。

五、晋升辅

温体仁在成为内阁辅后，要目标便是清除障碍，尤其是掌握人事任免权的吏部尚书李长庚。崇祯七年（1634年），温体仁巧妙地利用一次朝臣宽恤的机会，通过密揭弹劾李长庚，指控他未待刑部正式批复即开具起废诸臣名单，此举被视为“屈法徇私，朋比欺蒙”。崇祯帝对李长庚的处理极为不满，最终将其削籍为民，温体仁的亲信张捷则暂代吏部事务。

随后，在崇祯帝的平台召见中，温体仁推动自己的亲信谢升成为新的吏部尚书，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人事上的影响力。这一系列行动彰显了温体仁在排除异己方面的心机和手段。

随着文震孟因讲《春秋》而受到崇祯帝赏识，温体仁感到了威胁，因为文震孟是东林党系的人物。崇祯八年（1635年），文震孟虽因病未能参加崇祯帝组织的廷试，仍被钦点入阁。温体仁起初表现出对文震孟的尊重，每次都征询其意见，这使得文震孟误判了温体仁的意图，放松了警惕。

然而，当文震孟反对吏部尚书谢升欲将曾批评过温体仁的言官许誉卿调往南京的计划时，冲突爆。谢升指控许誉卿不愿南迁是出于把持朝政的目的，崇祯帝站在了谢升和温体仁一边，将许誉卿贬为平民。文震孟对此公开表达不满，温体仁趁机向崇祯帝告状，导致文震孟及其同党何吾驺被斥为“徇私扰乱”，最终被逐出朝廷。[51-52]

针对郑鄤的事件，温体仁利用其族舅吴宗达提供的材料，指控郑鄤有“杖母烝妾”之罪，即在家时曾杖打母亲并强纳父妾。这一指控极为严重，导致郑鄤被捕入狱。尽管缺乏确凿证据，此案拖延多年，直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郑鄤才被执行凌迟，但此时温体仁已去世。

六、卸任去世

温体仁在内阁辅的位置上，其权力与争议并存。他辅政期间，内外局势不断恶化，多次遭到朝中多位官员如傅朝佑、刘宗周等人的弹劾，但均得到了崇祯帝的庇护，导致弹劾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55]温体仁的肆无忌惮，特别是在与复社的冲突中，企图利用职权打压对方，却因倪元珙、冯元飚的不配合而未能得逞。[56]

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未能加入复社，激了温体仁对复社的敌意。他唆使陈履谦和张汉儒诬告已退休的政敌钱谦益，企图置其于死地。钱谦益被捕后，求助于太监曹化淳，这触了一系列事件，最终揭露了陈履谦父子的阴谋。曹化淳的介入，不仅保护了钱谦益，还揭露了温体仁背后的指使。[57-58]

崇祯帝得知真相后，开始怀疑温体仁“有党”，对他的信任迅瓦解。面对这一局面，温体仁上书请求辞职，期望崇祯帝会挽留他。然而，崇祯帝果断批准了他的辞职，温体仁震惊之余，只得离开内阁。京城百姓得知消息，欢声雷动，可见温体仁的离去受到了民间的欢迎。[59-6o]

温体仁回乡后不久，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按中国传统计算，实际年龄为六十四岁）。崇祯帝对其去世感到惋惜，不仅为之辍朝，还追赠太傅，赐予厚葬，并亲自决定其谥号为“文忠”，打破了通常由阁臣先拟谥的惯例。[1]然而，南明建立后，温体仁的谥号一度被削除，但在其同党张捷、蔡弈琛的支持下，谥号得以恢复。

结语

温体仁的故事展示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复杂性。一方面，他能够在动荡时期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他的执政风格和政绩却备受质疑，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一个因素。这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当全面考量其时代背景和个人行为的影响，避免单一维度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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