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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周延儒崇祯帝下的权力浮沉（第1页）

一、少年得志

周延儒，这位生于书香世家的才子，自小便展现出不同凡响的智慧与学识。他的家族背景深厚，祖辈中不乏科举及第者，这无疑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土壤。周延儒的祖父周淳，曾是一位举人，官至太康知县，而其父亲虽未获功名，但周延儒本人却以“神童”之誉闻名乡里，其才学之盛，早年便已显露锋芒。

周延儒的科举之路堪称传奇。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高中乡试，次年更是一举夺魁，先中会元，再夺状元，这一壮举不仅彰显了他的卓越才能，也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翰林院修撰的职位，意味着他正式踏入了大明王朝的权力核心。

周延儒的外表与学识一样引人注目，他的俊美外貌使他颇受京城士大夫圈的青睐，甚至与同科进士冯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不仅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在私生活上亦颇为亲密，有“小唱翰林”的戏谑之称。这段友谊，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私人联系，也促成了两家儿女亲家的关系。

然而，周延儒的人生并非只有光鲜的一面。天启二年（1622年），他晋升为右春坊右中允，此时正值魏忠贤专权，政治环境异常复杂。周延儒在这一时期，不仅推动了孙承宗入阁，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手腕，还曾因父母双亡而隐退，避免了直接卷入魏忠贤掀起的政治风暴。

在这段避世的日子里，周延儒并未完全置身事外。他对好友冯铨的信件中，透露了自己对东林党人遭受迫害的关切，尽管自身处境微妙，他仍试图伸出援手，这体现了周延儒内心深处对于正义与友情的坚持。

二、拔擢重用

周延儒的政治生涯在崇祯帝即位后迅攀升，其拔擢重用的过程充满了政治斗争与宫廷权谋的色彩。天启七年（1627年），当周延儒结束服丧期，恰逢新帝登基，他很快被补任为詹事府正詹，次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便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在边疆危机频之际，周延儒的洞察力和应对策略引起了崇祯帝的注意，尤其是在处理宁远、锦州兵变的问题上，他巧妙地提出了既满足军队需求又防止长期依赖的策略，赢得了崇祯帝的赏识。

同年十一月，大学士刘鸿训离职，周延儒看到了入阁的机会。他不仅在朝堂上积极表现，还暗中结交外戚和宦官，意图通过内外结合的力量来达成目标。然而，他与钱谦益的竞争最终导致了后者被逐出朝廷，这也标志着周延儒与东林党人的关系恶化。

崇祯二年（1629年），周延儒与崇祯帝的一次秘密长谈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尽管外界对此次谈话内容一无所知，但可以预见的是，它为周延儒入阁辅政奠定了基础。面对言官的反对和指责，崇祯帝对周延儒表现出明显的偏袒，最终在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正式入阁，参与国家机务。

随后的岁月里，周延儒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与温体仁联手控制朝政，两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政治清洗，打击异己，尤其是东林党人。周延儒不仅自己获得了崇祯帝的信任，还推荐自己的姻亲和同僚入阁，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周延儒已加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改任吏部尚书，进位建极殿大学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内阁辅，权力达到了顶峰。

三、周温倾轧

周延儒与温体仁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晚明政治舞台上一场错综复杂的角力。随着温体仁逐渐在朝中建立自己的势力，他开始暗中策划夺取周延儒的辅之位。温体仁先是起用自己的亲信闵洪学为吏部尚书，掌控了人事任免的关键，随后又培植了一批心腹，包括御史史可程、高捷，以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

周延儒与温体仁的第一次正面冲突生在崇祯四年（1631年）的会试事件上。周延儒亲自担任主试官，违反了由次辅主持的传统，且在考试中涉嫌舞弊，使姻亲陈于泰和好友之子吴伟业分别获得了廷对第一和会元。这一举动被温体仁及其亲信利用，通过泄露信息给御史袁鲸，企图借此扳倒周延儒。然而，周延儒抢先一步，将吴伟业的试卷呈给崇祯帝，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从而暂时化解了危机。

然而，周延儒的其他不当行为逐渐浮出水面，包括他提拔的官员被指涉贿赂，以及其家人在地方上的横行霸道，引了舆论的强烈不满。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一系列针对周延儒的弹劾潮起，包括陕西道御史余应桂、户科给事中冯元飙在内的多位言官，纷纷揭露周延儒的贪腐和专横。尽管崇祯帝对周延儒进行了庇护，但吴桥兵变的生，让周延儒被指责为祸，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

温体仁通过其控制的吏部尚书闵洪学，将过错推卸给周延儒，使得朝中官员纷纷转向温体仁。周延儒的亲信开始反击，尤其是兵部员外郎华允诚，直接指控温体仁与闵洪学勾结，排除异己。崇祯帝采取了平衡措施，既处罚了华允诚，又批准闵洪学休假，同时对周延儒和温体仁的避世做法表示不满。

随后，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升级，双方互有攻讦。周延儒利用亲信陈于泰攻击温体仁，而温体仁则唆使宣府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进而牵扯到周延儒。周延儒被迫自请辞职，但被崇祯帝挽留。然而，当刑科都给事中陈赞化揭露周延儒招权纳贿，尤其是对原内阁辅李标说可以影响崇祯帝旨意，称崇祯帝为“羲皇上人”时，周延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崇祯帝对此事极为重视，追问详情。在无可抵赖的情况下，周延儒于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被迫辞职，回到了家乡宜兴。周延儒试图通过推荐他人来制约温体仁，但最终未能成功，温体仁顺利接替他成为内阁辅，标志着周温倾轧的阶段性胜利，也昭示了周延儒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

四、再任辅

周延儒的再次复出，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彼时的明朝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蔓延，外有满清的虎视眈眈，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温体仁倒台后，其亲信张至、薛国观相继接任辅，但局势并未好转。复社成员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门生，与复社领袖张溥联手，耗费巨资结交崇祯帝身边的宦官，如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意图推动周延儒重返政坛。与此同时，崇祯帝也有意再次起用这位曾被罢黜的辅。

九月十二日，周延儒与贺逢圣一同进京，次日便得到崇祯帝的召见，随即官复原职，出任内阁辅。在赴京途中，周延儒曾对门生杨士聪坦言，自己深知复出必致祸，但出于责任与使命，他不敢不来。这番话语，既透露了周延儒内心的忧虑，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大事的担当。

周延儒复出后，迅着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释放漕粮白粮欠户、减免积年拖欠赋税、减轻兵灾岁荒地区的田赋负担、宽宥轻罪犯人、恢复被错误处分的举人资格、增加取士名额、召回因直言而遭贬的官员等。崇祯帝对这些政策全盘接受，并赐宴为其洗尘，显示出对周延儒的高度信任与期待。

在施政过程中，周延儒确实展现出了贤相之风，提拔了不少有声望的士大夫，取得了一定的政绩，赢得了朝廷内外的赞誉。崇祯帝对周延儒的倚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尊称其为“元辅”“先生”，而且频繁赐坐、赐膳，对周延儒的奏折几乎当日批复，即便偶有延迟，也会附上解释，并表达出对周延儒如同左右手般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崇祯帝在皇极殿的隆重仪式后，特意召见阁臣，以师席之礼待之，表达了对阁臣，尤其是周延儒的厚望，期望在他们的辅佐下实现天下治平。周延儒对此却显得忧心忡忡，他意识到皇帝的期望越高，未来的责任和可能的责备也将越重。

五、欺君误国

周延儒的晚年政治生涯，因一系列决策失误和行为失当，最终导致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在明朝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周延儒再次被委以重任，但其表现却远未达到崇祯帝和民众的期望，反而加了其政治生涯的崩溃。

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面对清军的再次入侵，周延儒作为内阁辅，未能提出有效对策，而是选择了一个看似迷信的手段，希望通过宗教仪式来抵御外敌，这一行为不仅未能挽回颓势，反而暴露了其无力应对现实挑战的困境。当崇祯帝询问其关于与清和谈的意见时，周延儒的沉默不语，更是让皇帝对其失去了信心，预示着其政治地位的下滑。

随着清军的深入，周延儒被委任督师，负责阻击清军。然而，他的行动却充斥着敷衍与虚伪。在接到命令后，周延儒虽迅出征，但在战场上的表现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不仅未亲自指挥战斗，反而在后方享受盛宴，与将领们沉溺于酒色之中，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周延儒及其随行官员还不断地向朝廷上报虚假的胜利消息，谎称连战皆捷，这一系列行为极大地误导了崇祯帝，也损害了明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更为严重的是，周延儒在督师期间的腐败行为，如收取贿赂为将领叙功，进一步恶化了军中的纪律，加剧了军队的涣散。当崇祯帝得知真相后，对周延儒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尽管最初崇祯帝对周延儒仍有几分宽容，允许其体面地退休，但周延儒的行为已触及了皇帝的底线，也触怒了朝野的公愤。

周延儒的最终结局，不仅是个人悲剧的体现，也是晚明政治腐败和统治阶层无能的象征。他的失败，反映了明朝末年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以及面对内外危机时的束手无策。周延儒的故事，是对后人的一次警醒，提醒着每一个执政者，权力的行使必须谨慎，否则不仅会危害国家，也会毁灭个人。

六、获罪赐死

周延儒的政治生命，在一系列的指控和审判中走向终结。崇祯帝对周延儒的不满与日俱增，特别是当清军第六次入侵，周延儒督师无功，加之后续的腐败指控，使得皇帝对这位曾经倚重的辅彻底失望。周延儒被召回京城后，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各种攻讦纷至沓来，揭露其种种不法行为，包括通过幕客招权纳贿、与内侍勾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