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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咸丰三年（1853）长毛进入福建以来，漳州失守，接着汀州失守。咸丰八年（1858），贼军窜向建州、延平，很多城池相继陷落，庆端制军与王春岩制军先后带兵出省，省城空虚，幸好提督周天受率师来援，贼军才退去。接着，台湾也生变乱，用了半年才平定下来，动用的军需，粗略计算，总有一千多万两，都还没有奏销。我到任后，就着手办理这件事，责成李鼐、刘翊震、王庆成、叶为霖负责，一件件核实，现有很多纯粹是浮报冒领，而最难核实的就是所谓练勇的军饷开支。有些地方事先有报告上来，从司里领走了几万两银子，现在又报来十几万，有些没有从司里领取经费，而是挪用了各种正杂税款——很多事情现在已很难说清，也只好参照当时情况，酌情删减一些。

  听人说，庆督的师爷章琮，曾代理福宁府知府，被保举为记名道员，丁忧回浙江，运回老家的银子就有三十万之多。代理龙岩州知州的福谦，上报的练勇军饷有几万两，可听人说其实当时招募的练勇只有一二百人，而且是专门用来保护他堆放在知州衙门里的积蓄的，抢在州城陷落之前就将所有的金银珠宝转移了。所以，福谦虽然因为丢了县城而被免官，但很快又因为收复城池有功而官复原职。

  大田县捐升知府马枢辉，领走司款七万多两，而造报十多万。现在已升任甘肃平庆泾道的前建宁府知府万金镛冒领了很多银子，总督庆端派人前往调查，万金镛送了庆端的师爷章琮一万多两，事情就这样摆平了。至于甚于此者，不知凡几。所以军需款项，就这么到了一千几百万之外，要想户部报销这银子，按惯例，送给户部的好处费就得十多万——也不知这钱从哪儿去弄。

  自军兴以来，兵丁的口粮补贴标准是每月一百六十文，可是实际上有每月开到几两的。台湾兵勇是裕子厚从台湾带来的，因为他们远涉重洋而来，所以除了除口粮补贴外，另外又加月米、棉衣、烤火费等，这些都是朝廷规章之外的——也只好虚报人头才能消化开支。

  各州县欠解的茶税，也是成千上万，几次催促，不见动静。契税成了官员们的陋规，捐输的钱也被挪用了不少，厘金则是任意浮开，收多报少。朝廷收这些钱，是为了补军饷之不足，谁能想到，这中间的大部分竟然装进了州县官员的腰包呢？我本想将贪污最厉害的刘振荣、赵人同、左垣三人参劾革职，可是不等瑞瑸巡抚上奏，就有福州知府来为左垣说情，我因卸任在即，说话也不管用。

  募勇的事情最难考证，所以心术不正的道府州县，都把这当做捞钱的好机会。今年杭州失守，相隔两三千里的建安、建阳、瓯宁居然也以此为由申请募勇——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按闽省惯例，省城各营的兵饷和武官薪水津贴都是每月二十八日放，从不拖欠。而外地驻军却才到前年秋天，而且是一半银子一半钞票。营中办公经费，近来更加短缺，凡是武官到任，衣食住行的安排，要用钱；千总把总有红白喜事，要用钱；护送兵饷，要盘费；修补零星军械，要修理费；早晚的灯油蜡烛、军官出操前后的茶点……无一不要用钱，也无一处不是摊派到兵饷中，所以分到每个士兵头上，往往每月只有三钱多银子——还不够一个人吃，更不谈养家糊口了。所以很多士兵另外做起了小生意，有手艺的，则去给人做工。一旦上级派下差事，兵丁就雇人顶替，下的军饷就和被雇者两人平分，这就是所谓的伙粮。

  闽省风俗浇薄，强凌弱，众暴寡，村居里处，常常被人欺侮。如果到军队里挂个名，门前就可以悬上某某营的旗灯，这样凶徒就不敢滋扰了；万一受到敲诈，就可禀知本官，派兵弹压。所以家境稍好的，一般都要到军中挂个名，以保全门户。但是要在军队中挂个名，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定要交上一钱，或十几两、或几十两不等——标准依家道贫富而定。这钱千总、把总、总兵不能独得，副将和提督都有份。即使准许他们入营了，可是那些人娇生惯养、细皮嫩肉，又吃不了军中的那份苦，不得已只好雇穷人顶替，工资由本兵自己出，月饷则由营中的军官瓜分。福建的军官，往往比文官阔绰，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风气，下面的府县最甚，省城军营好像还没有。而伙粮和空饷，却是无营不有，每遇征调，立马雇人，常见的就是把街上的乞丐流民拉来充数，这些人也很乐意干这个美差——既有赏银，又有口粮，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沿途顺便抢抢劫，敲敲诈——平时不敢做的或者是必须偷偷摸摸做的事，现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地方官害怕他们人多势众，谁敢把他们怎样。再说，带队千总、把总、都司、总兵，自己带头勒索，一路上都有酒席供应，己身不正，安能正人？他们带的兵都是临时招雇的，一群乌合之众，军官也根本不敢将他们绳之以法——担心他们哗变溃散。等到打仗时，“临时工”往往见贼先奔——这也是意料中事。

  粮道衙门主管满营（八旗兵）、绿营兵军粮和米折银两的放。自从军兴以来，地方残破，很多钱粮收不上来，所以奏明朝廷，请求拨款买米放，户部批示从外省拨款十六万两银子，可是至今没有运来。后来又接到户部文件，说在拨款未到之前，由藩司衙门自己筹款垫。每月藩库给米价银三千两，另米折银六千余两，一半银子一半钞票，几年来已垫了十七万多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