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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盐道，每年还有三四十万银子的收入——这是最大一进项。

  我于是设立捐输局，鼓励富商捐款，前后共得制钱三十多万串。所写之捐，一经报收，立即放附近驻军兵饷，不解入司库，但是仍由藩司衙门出榜公示，广而告之。

  甘肃西部交纳丁粮，东部则专交粮草，这两项每年征粮二十多万石，加上历年储备的不下六百万石。如能以粮抵饷，兵丁未必不愿意，只是粮多的地方兵少，粮少的地方反而兵多，如果将这些粮食驮运到各营支放，运价比粮价本身还贵，那样会亏损更多。兰州粮食价格为一千九百文一石，而仓粮在质地色泽上都逊于市粮，百姓不愿购买，我于是以一千四百文一石的售价上奏户部，户部批准了，可是民间仍不愿买。这事迁延了半年，才卖出去十几万石，对兵饷也总算有些帮助。将来奏销，肯定要到户部里去走动走动、意思意思，可这钱又到哪里弄呢？我找府商量，每石另加五十文作为部费，免得他们将来苛驳，可下面的州县还没有解来。

  甘肃提督索文，乌鲁木齐人，回族，家道殷实。这个人虽然是个武夫，可是很有心计。道光三十年（185o）我在甘肃时，就和他很熟，现在旧雨重逢，自然更加亲近。他的一些想法，虽然也有一些私心，但如果执行起来，也确实有效果。甘肃提督属下的粮饷和军马粮草，都可以用粮食抵消，作价一千四百文一石，仍旧允给五十文部费；如此一来，甘州自是不用顾虑；至于宁夏、西宁、河州、凉州各镇，还计议未定，如果能全省通行，那就可以省下一大开支了。也有人说边疆的军粮储备事关国家安全，如果将仓粮变卖完，一旦遇到饥荒，那就干系不小。我说：“你的确考虑得很长远，可是如果拘泥于此，那么眼前就会闹出事来，不必等到荒年了。”

  甘肃省地瘠民贫，山多水少，就是垦种成熟的农田，也不能指望每年都有收成。道光年间，邓廷桢先生任甘肃藩司时，误听委员丁元淼的谗言，说是开垦荒地二十多万亩，每年就可收获粮草数万石。邓先生为了讨好朝廷，就冒冒失失地上奏了上去。其实那些粮草都是委员们通过加赋搜刮来的，甚至村庐寺观，也要纳租。州县为了催征，将百姓严刑拷打。百姓因此聚集了几千人，赴藩司衙门讨说法，他们将农具呈缴，不愿再种地，丢弃的农具堆得和屋子一样高，喧哗雷动，名为恳恩，其实是想让藩司难堪。邓先生非常痛心，以为奇耻大辱，多亏臬司杨以增从中调停，农民才拿回农具散去。州县官员看到这种情形，担心引民变，不敢继续督征。后来邓先生升任陕西巡抚，农民在距城十里的东关坡，带着瓦砾、刀杖等候他，幸好富制军派兵五百人相送，又经地方官员妥善开导，邓先生才得以脱身。可是粮额已经上奏决定，按规定，试种期满就定为正式税收，结果就是官民交困，谈起这事来，没有不痛骂始作俑者邓廷桢的。

  道光三十年（185o），琦相由四川调任甘肃总督，我也由贵州调来这里。琦相说：“甘省最大的恶政就是加赋。如果能够上奏恢复旧制，百姓的苦痛才能解脱。”我说：“这才是能惠及百姓的仁人之言。”琦相于是令周筱村侍御代作奏疏，后来他又对周御史代的奏折不太满意，自己写了一道奏疏，请我帮忙修改更定。我说：“现在皇登基，命令陈述民间疾苦，不准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敷衍。甘民疾苦，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琦相说：“您说得很对。”于是琦相以应诏陈言为题，又致信寿阳相国（就是祁寯藻，他是山西寿阳人）等人，请他们直陈民间疾苦；又让我拿出两千两银子作为送给户部的活动费，以免挑剔。琦相还特地斋戒入告，皇上特旨批准。圣命下达，刊刻在黄纸上，万民欢悦，耆老妇稚聚集在总督衙门向琦相顶礼膜拜，感谢他为百姓免除此恶政。琦相劝喻耆老和农民说：“如果你们连原来的数额都不肯交，一定严惩不贷。”百姓们都说：“人要凭良心，我们怎么敢负辜负仁人的恩赐呢？”

  邓廷桢任陕西巡抚不到一年，忽然得了喉疾。那天，早间他还在卧室见客，我也在座；客散后，邓廷桢走到外间，还批了几份文件，忽然“铿”的一声，有一个栲栳大的土块，落在在案上，而窗纸顶篷，丝毫无损。邓廷桢惊怖失色，旋即殒逝。此事实在奇怪，难道是鬼神给他的降罚吗？有人说，因为邓廷桢在开垦上捏报，所以上天用土块示警他。

  后来，琦相因为剿捕逆番，被人陷害，逮问入京。老百姓闻讯后，集体来送行，并且集资八千两，存在乡绅曹梦华家，准备在五泉山为琦相立庙。琦相东山再起后，蒙皇恩浩荡，受命带兵在仪征、扬州一带剿匪，最后病逝于军中。皇上特许琦相恢复大学士、总督的原职，对琦相的儿子六人、孙子一人，都给予五品或六品官职。琦相长子恭钊，是我的学生。他的其他儿子也都谨慎勤能，凭着政绩延续家声，天道好还，是不会错的。

  乐斌总督到任以后，想以理财见长，可是对于甘肃省的地理民情不熟悉，于是又想遍垦荒田，以增加军饷。他的用意当然是好的，可是其想法在土地贫瘠的甘肃却无法实现。兵饷短缺，总督命令藩司衙门调查现有荒地，藩司管的就是财政收支，当然责无旁贷。总督衙门的公函里写到：不得以有为无，也不得以无为有。委员都知道这件事很难办，可是上峰命令只能严格执行，调查了将近一年才算完成。大部分人是敷衍一下罢了，只有候补知县诺穆栋额，查获荒田的数量最多，但他滋扰驿站、勒索地方，州县担心他告刁状，不得不大力笼络，所以垦荒这件事是未见其利却已见其害。等到委员们呈递清单，有的说试种五年后才可课税，有的说要试种十年。按照甘省赋役全数核算，等到十年后，每年可增加地丁银八百多两、粮食一千二百石、马草几百束。开单呈给乐斌审核，他才恍然大悟，此事真是令人笑倒。藩司衙门催促各各州县造册，丈量面积，招人垦殖，可是催了很多次都不见答复，大约所查出来的荒地也是子虚乌有——委员们以此交差，地方官借此搪塞。不过，委员们奔走忙碌一番，督署为了表示奖励，让不少人获得代理优缺的机会——真是不值一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