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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与此间生横的关系”，是从当时实际出作出的最大妥协方案：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生平行关系。张闻天在电报中称中共中央为“北局”，也颇耐人寻味。

  但软中同样有硬：“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

  1月24日，张浩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焘来说，张浩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生雪崩般的崩塌。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条件是双方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领导机构“最好在白区”；条件不允许则“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说“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中央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

  他现在的坚持不再是向中央进攻，而是思虑怎样安全地从原来立场撤退了。

  张国焘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大和自信。从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里就在打鼓。所以虽然挂起了伪中央的招牌，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他后来在香港写回忆录时说：“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还存有最后一点儿自信。他还没有被川军彻底挤出去。

  这点最后的自信也很快被蒋介石和刘湘拿走了。

  蒋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来到邛崃，二人向刘湘提出一个在最短时间完全歼灭四方面军部队的“进剿方略”。

  刘湘不采纳这个倾尽全力、一口将红军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针：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要用硬打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对消。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但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间”的战决。

  刘湘下令向红军起总攻。虽然展开了主力，但未齐头并进。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时当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于12月中旬逼进天台山、伍家垭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年2月初战局重开，形势生对四方面军更加不利的变化。刘湘还算客气，仍然只是一线平推，作驱赶式前进。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兵力也由八万多人减至四万余人。

  恰在此时接中央来电，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三个方案：一、北上陕甘；二、就地展；三、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

  来电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皆赞成第一方案。

  张国焘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他见电报中有“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语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这里特别应该一提的是陈昌浩。

  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主要支柱，张国焘对他的信任远远过对徐向前。陈昌浩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对指挥作战却颇为热衷。虽然军事素养并非很强，指挥作战却果断勇猛，主动性、进取性皆佳。参与军事工作时间不久，即练就了不弱的领导能力。

  陈昌浩也是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脾气急躁，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对立分歧之中，是最为激动、也是说过头话最多的人之一。1935年12月28日，在南下训令中他说：“我们占有广大的而便于展的地区，使敌人无法四面封锁我们；人粮补充有法，使敌人无法围歼我们；地区依托甚好，使我们能集中大量兵力来进攻敌人”；“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我们决死去争取！”

  但苏维埃的四川越来越远。

  在南下政策受挫的事实面前，他开始动摇。特别是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出现，一封接一封电，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陈昌浩开始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陈昌浩的态度生动摇，最令张国焘不安。

  3月15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的打击”。

  死不认错的人，总是把别人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

  连陈昌浩都开始动摇了，张国焘想象中的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

  这时出现了推动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因素：二、六军团北上。

  1935年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寻求建立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