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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个阶段，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间还没有生直接的交集。我想介绍的生在他们之间的雇用关系，指的也绝非安小男那篇被我克扣了大半稿费的文章。一个“枪手”有什么稀奇的呢？在我毕业之后，找到的头一份差事，是在一个市属机关当秘书，工作内容就是给副局长写言稿。而像我这样的编制内“枪手”，在各级单位里面数不胜数。

再说一个笑话，我所“跟”的那位副局长本来是一平谷桃农，普通话不太标准，总是把“我们”说成“碗们”，而恰好我们的局长又姓郭，于是他朗读稿件的时候就变成了：

“碗们要团结在锅的周围，坚决解决好老百姓的副食供应问题。”

这份工作我干到第二年，就死活坚持不下去了。坐在单位的会议室里，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一只碗，叮当乱响地空空如也，只等着从锅里分出一点肉汤来。然而锅身边积极踊跃的碗又太多了，他们有的会往锅里倒米，有的是从更大的锅里空降下来的，还有的镶着金边妩媚多姿，并且不惮于随时和锅跳到同一个水槽里去洗澡。看起来，我这只缺了口的破瓷碗是很难熬到出头之日了，于是我咬了咬牙，放弃了这条许多人眼里的“人间正道”，跳槽去了一个地方电视台下属的节目制作公司。

随着广电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如今的制作公司完全采用项目制，拍一个片子拿一份钱，不想干活的时候，在家躺半个月也没人管你。虽说碗们和锅的关系仍然颠扑不破地存在着，但在这个管理相对松散的单位，我的生活状态总算轻快了一些。我先是当记者，跑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新闻，然后又转入了编导岗位，很快混上了一个导演的头衔。只可惜我这个导演和动画片导演、动物世界导演一样，都是没机会和女演员们“深入说戏”的。我干的是纪录片，所表现的内容不是边远山区的孩子走几十里路去上学，就是挺着大肚子的女支书都“破水”了还坚持带领乡亲们抢修养猪场。

斗转星移地又过了几年，我的某部主旋律片子蒙上了一个政府奖，进而和公司签订合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随着财务上的宽裕，我在通州买了房子，接手了一个朋友的二手“大切诺基”，染上了把玩檀木佛珠和沏工夫茶的爱好；为了让自己时时刻刻“更像个导演”，我还留起了络腮胡子，每天出门之前都给自己扣上一顶镶有红五星的绿帽子。总而言之，我终于变成了自己既向往又厌恶的那般模样——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文化混混儿。

大概是北京刚开完奥运会的时候，我的不知第几任女朋友，一位社会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向我建议了一个新选题：中关村和学院路一带的“校漂”人群。这个群体和那两年受到大量关注的“蚁族”又有不同，他们之所以不是学生还赖在大学周边，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人纯粹是毕业之后收入低，贪图食堂的价格便宜；有人是因为还保持着华而不实的精神追求，喜欢隔三岔五去听听讲座什么的；还有人是因为怎么也跨越不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心理转变，索性就拒绝长大了。凭着直觉，我感到这些人里也许能挖出点儿什么东西，弄不好还能再骗个国际上的二流奖呢。况且，我也迫切需要拓宽题材。

说做就做，我“撒”出去几个聘来的实习生，让他们为我搜集汇总了一批“校漂”的典型人物，然后带着摄像扛着长枪短炮，逐一进行采访。工作进行得出奇的顺利，那些“素材”形形色色，但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不把自个儿当凡人，表现欲也特别强。他们对着镜头手舞足蹈，或抒情或明志，令我不得不该临时调整思路，将一部绷着块儿装深刻的纪录片改换成了喜剧风格。我还特地留心寻找了一下当年见过的那个“民间哲学家”，很可惜，留校任教的同学告诉我，那人因为偷窃了几十件女生内衣，已经被移交公安机关了。

几天以后，前期采访工作大致告一段落，我在母校的留学生餐厅请全组人员吃了顿饭，准备回去整理录音。但在席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实习生小张告诉我，在她搜集到的采访对象中，还有一个没有“采”到。

“不是都没落下吗？”我翻了翻名单说。

“那个人比较孤僻，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也死活不愿意上镜。”小张说，“不过我总觉得这人身上有故事。他没工作，也从来不到学校的课堂去听课，每天就是在学生宿舍里蹿来蹿去，保安把他当成捡破烂的，往外撵了好几回，但每次撵出去，没两天他又回来了……”

“没准真是个捡破烂的呢？或者在倒卖偷来的自行车？”

“我见过他一次，绝对不像。”小张笃定地说。

我时常腆着教育手下的孩子们，干活儿一定要有始有终，哪怕一个镜头没拍到也不能收工。我也对他们说过，真正有意思的素材往往是锲而不舍地“抠”出来的，而非随便拍一拍就能捕捉到的。小张的态度倒好像将了我一军，于是我让其他人先吃，自己跟着她走出了餐厅。

小张所说的那人的住处，就在我们学校西门外的“挂甲屯”一带。那儿的居民把平房加盖成摇摇欲坠的简易小楼，再按间甚至按床位租给住户。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城中村仍然又脏又破，熙熙攘攘，土路的两侧摆满了卖鸡蛋灌饼、麻辣烫和羊肉串的摊子，不时有戴着厚厚的眼镜、满脸木然的年轻人夹着书本匆匆而过。小张带我穿街过巷，拐进了靠近圆明园西路的一个小院儿。她在一扇紧闭的门上敲了敲，半天无人应声，又不甘心地透过窗帘缝往屋里打量。

“干吗的？”一个穿花睡裤的矮胖女人拎着一网兜蔬菜进来，警觉地看着我们。她大概是小院儿的房主。

“这儿的住户不在家吗？”我指指那扇门说。

“我出门的时候还在呀。”房主说，“难道又被抓走了吗？”

“什么人抓他？警察？”

“不是警察，是学校里的人。”房主撇撇嘴，“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呢，要不是看他孤苦伶仃的挺可怜，早把他撵出去了。”

我对小张努了努嘴，和她走出了小院儿。院儿门对面，是一间污水横流的公共厕所，从刚才起，那股恶臭已经把我熏得很烦躁了。我没好气地对她说：“八成就是个小偷什么的。我上学的时候，就在宿舍里撞上过一个，哥儿几个撵着他满学校乱跑，最后差点儿没跳湖了。”

小张却瞪大了眼睛，朝我身后望去，同时抬起了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像机：“就是他就是他。”

我不由得回过头，看见一个又黄又瘦的人。他的头长可及肩，脏得都打绺了，身上穿了件分不出颜色的双排扣西服，脚踩一双塑料拖鞋。他的手里攥着一卷卫生纸，卫生纸耷拉下来一截，随风摆动着，倒是这人周身上下唯一鲜亮的颜色了。

我像被什么奇异的情绪击中了，半晌没说出话来。他却在红五星绿帽子和络腮胡子之中努力地辨认着我的脸，片刻之后，眼睛里流露出了单纯的、近乎天真的惊喜：

“你是庄博益？”

“安小男？”

他扭头看了看小张，伸出一只因干枯蜕皮而处处斑驳的手，急促地摆动着：“念及同学的情分，你就别拍我了行吗？”

真没想到，我和安小男久别重逢，居然又在厕所门口。我让小张关了摄像机先回去，自己跟着他走进了那间小平房。房屋低矮，进门时必须得低头，否则会蹭一脑门子灰；屋里有一床一桌一椅，看起来都是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此外再无他物。坐在二十五瓦灯泡的下方，安小男便显得更加肮脏，也更加瘦弱了，但如小张所言，他绝不像个捡破烂的和小偷。如果让我说，他倒像个八十年代的流浪诗人兼过度手淫犯。

他那手足无措、局促不安的模样也让我心酸。要知道，我们可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作为改革的同龄人，我们虽然没占到什么改革的便宜，但是比起那些更年轻的后辈，吃改革的亏也还算吃得比较少的——起码找个相对体面的工作不难做到。那些和我一样不学无术的家伙都已经有资格在办公室里大搞性骚扰了，而安小男可是理科生里公认的天才，脑袋里据称“装着半个硅谷”，他怎么会混到这般田地？

因为害怕刺激到他，我没有直接问，而是延续拍纪录片的思路，迂回着和他谈起了眼下的学校生活——都是些琐碎细节。安小男告诉我，学生第一食堂那著名的冬菜包子已成绝唱，图书馆地下室的录像厅也停业了；原来被我称为“肉香阁”的澡堂子却还开着，尤其是女部，飘出来的香味儿越来越浓了，“但洗澡的早已不是原来的人了吧”，他咂吧了一下嘴说，那一瞬间居然显得有些风趣了。

总之，学校是雕栏玉砌应犹在，我是前度刘郎今又来，安小男则已经乡音不改鬓毛衰。看到他的状态倒还平和，我终于开口：“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我还以为你留在电子系读研究生了呢。”

“也是命，也是活该。”安小男垂下头去苦笑了一声，“我还得感谢你呢，当初刚毕业的时候，是你那五千块钱帮我在北京安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