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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2页）

到了春节临近时，场面上的事儿就少了下来。我的狐朋狗友不是回了老家，就是陪着亲戚准备过年了，只有我因为懒得到海南听我父母训话，继续孤零零地晃荡着。各个单位还没正式放假，但北京已成空城，大街上的汽车少得让人瘆，天空中零星绽放着急不可待的焰火。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各国股市哀鸿遍野，国内许多产业举步维艰，尽管政府狠狠地给基建领域打了几次鸡血，但却不敢再腆着脸显摆“这边风景独好”了。赵本山和他的弟子也宣布不再参加今年的春晚，四面八方的气氛倒显得消停了不少。

大年二十八那天晚上，我正给一家报纸赶稿写着“贺岁档”的电影评论，突然接到了陈金芳的电话。她问我过年怎么打算，我说预备了一些冻饺子。她扑哧一笑，让我赶紧到民族饭店旁边的一家老牌韩式料理来：“说得这么可怜，给你补补油水吧。”

我三笔两笔敷衍完稿子，开车沿复兴路向东，很快找到了那家餐馆。让人意外，陈金芳并不在包间里，而是一个人坐在大厅中的一张散台后面。她穿了件领口开得很低的洋红毛衣，薄呢子短大衣搭在旁边的座椅靠背上，脸似乎瘦了一圈儿，眼睛都被撑大了。

我向她招了招手走过去，问她：“别人还没到？”

她说：“没别人，就咱俩。”

我更意外了：“连胡马尼也不来了？”

“回老家了。”陈金芳不以为然地撇撇眼睛，“再说他又不是我什么人，干吗到哪儿都带着他啊。”

听这口气，她和胡马尼之间或许有了点儿龃龉。但我知道，这是我没必要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感兴趣也不合适问。于是我坐下来，呷起了大麦茶，陈金芳让服务员上菜。尽管饭就俩人吃，但她仍然安排得很丰盛，点了大块牛排、腌牛舌、羊纽约克、鳕鱼和肥瘦参半的五花肉。我还多要了两盘餐前小菜里的辣椒烧牛肉，并评价说：“跟过去大院儿食堂做的一个味儿。”

我眼花缭乱地看着服务员操练各种兵刃对付炉火上的肉，间或抬头和陈金芳对视一眼。我现自己看她时，她也总在看着我。我问她前一阵忙什么去了，她说就在北京“处理点儿事”，另外还到香港参加了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艺术展。“总之忙得马不停蹄的，刚回来就找你来了。”假如她说的是真的，那么可以判断，我上次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得罪她。

“在香港又有不少斩获吧？”我说。

她仿佛强打起精神，说自己又见到了哪些人：香港电视台一个新闻评论员，说话时假牙总有喷出来的风险；九十年代流窜出去的一个气功大师，现在还在给人看风水；几个艺术策展人，其中有一位正忙活着往维多利亚湾里放一只巨大的吹气儿鸭子。她还说自己住的地方就是当年“哥哥”跳楼的那家酒店，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矫情男女前来烧纸。

随后，她立刻露出乏味的表情：“也没什么大意思。”

她已经下了定论，我也就不好再品头论足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转而说起家常话题。我问她过年怎么也不回家，她说没有回去的必要了，反正家里也没人了。我说你姐和你姐夫呢，她随口说了句“也做买卖呢”，便扯回我的身上，问我为什么离婚。

“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没跟你说我一直吃着软饭呢么？她能坚持这么久已经难能可贵了。”

“作为朋友，我真替你们可惜。”陈金芳像电视剧里的女配角那样贴心而诚恳地说，“而且我觉得错儿主要在你。人家当初跟你结婚，肯定既不是图你的财又不是图你的色，而是真喜欢你这个人——你们是有感情的。”

我说：“你就别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啦，我已经对所有熟人都承认自个儿是一浑蛋了。”

“你这样的男的呀，”她说，“优点在于敢于贬低自己，这显得很有自知之明，缺点则在于你总是觉得贬低完自己，就有资格去伤害别人了。”

“你让我无话可说。”我对她的判断心服口服，并再次惊诧与陈金芳对我这个人的认识程度。那感觉，就好像她跟我共同生活了许多年，而且一直在观察我，琢磨我。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当年。难道那隔窗而奏的琴声在我们之间建立了心有灵犀的默契，使得我本性中的懦弱、卑琐在这个女人面前暴露无遗？这近乎玄而又玄了，也说明所谓“知音”并非仅限于那些高山流水的典雅情操。

沉默半晌之后，陈金芳又对我提起了那个老话题：“你现在真的不碰琴了么……哪怕一个人的时候？”

“嗯。”

“听我一句劝，没必要跟自己较劲。假如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否定自己以前的生活，那么也只能说明你还没长大。哪怕没机会当一个真正的演奏家，那也没什么呀，换个角度想，你毕竟掌握了一项特别的手艺，这已经让你比别人活得丰富多了……我挺羡慕你的。”

这一次谈到小提琴的事儿，陈金芳的话没有激起我的逆反情绪。我掩饰性地笑了笑，但自己明白脸上的效果一定是皮笑肉不笑。好在陈金芳也没有再接着说下去，而是又把话题转到了别人身上。她说起那个“立体现实主义”画家，毫不避讳地痛斥那人“太功利，太庸俗了”，但说到具体的事儿，却又语焉不详。据我的猜测，好像是画家想从她那儿预支一笔钱来租一处更好的画室，还催她赶紧把国外画展的场租费交了，然后安排他跑一趟欧洲。

“可是做这些投入之前，我总得先做个评估，搞清楚他有没有被国外那些人认可的潜质呀。这么火急火燎的，反而让我觉得他把我当成冤大头，只想从我这儿捞一票。”陈金芳皱着眉头抱怨说。

我跟那画家也不熟，便和了句稀泥：“你得理解那个岁数人的心态，他们总觉得自己错失了许多机会，因此想要在各个领域拽住青春的尾巴。”同时，我忽然有点儿纳闷：难道陈金芳专门把我约出来，就是为了跟我闲聊天，扯这些不咸不淡的话题吗？

这个疑惑在晚饭结束后才被解开。炉火渐渐冷下来，铁板上滋滋冒泡的油脂凝结成了白色斑块。我和陈金芳起身出门，来到昏暗高耸的前厅，几个穿得像韩国电视剧人物的服务员双手护裆，向我们鞠躬告别口称“思密达”。我正不熟练地往脖子上捆着围巾，陈金芳半踮起脚尖帮我系好，又用戴小羊皮手套的手抚了抚我肩膀上的皱褶，突然道：

“还有个事儿想向你打听一下……具体说是想找你帮忙。”

“你说。”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龚绍烽的商人？”

龚绍烽也就是我大学时期挚友b哥的本名，此人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奇人，身上同时具有猥琐与脱、唯利是图与理想主义等等诸多相互矛盾的品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一边眼泪汪汪地给女同学抄录“妹妹你是水，静静地镇日流”之类的滥情诗歌，一边为了每天中午多吃二两排骨把食堂的胖大婶给搞了；毕业以后他没找工作，依次干过书商、倒卖狂犬病疫苗、冒充领导亲戚等等勾当，最终靠经营一家把廊妹包装成“性感女主播”的准黄色网站家致富，而在他穷得到处蹭饭的日子里，也仍然负担着河南老家一窝儿穷孩子的学费；现在他的公司养着一群三流女演员和平面模特，但比起跟那些女孩睡觉，他更热衷于把她们集中到自己的会所里引吭高歌……而这个名字突然从陈金芳的嘴里问出来，不免令我猝不及防。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我认识这人的？”

“你上班的那家画报，幕后的大股东不就是他么？”陈金芳意味颇深地淡淡一笑。我猜她已经知道了我和b哥的交情，更联想到她已经把我的“人脉”摸了个底儿掉，不免稍感心慌。

“你找他有事儿？”我说。

“我手里有笔闲钱，跟他达成了合作的意向，不过还没最后敲定。”陈金芳说，“你要是跟他说得上话，帮我打探一下他怎么想的。”

对于她的要求，我的第一反应是畏难和犹豫。在和有钱的朋友们打交道时，我一向有个原则，就是只当帮闲，不作掮客，也即把关系限定在吃吃喝喝、清谈务虚的层面，绝不靠给他们搭桥牵线来牟利。这么做，一来有利于维系自己那点儿虚幻的尊严；二来也是明哲保身——真出了什么娄子，我可担不起责任。尤其是b哥，据我所知，他近年来从事的都是些本大利高、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投机生意，比如充当“标头”组织人合股买矿之类。而陈金芳能跟他这样的人搭上，也证实了我先前隐隐的预感：她所涉的“水”相当之深，绝不仅仅是一个在文化圈儿打转的小富婆。

但也不知怎么搞的，在陈金芳的注视下，我没能拒绝她。她的眼里透出一股不容置疑、勾魂摄魄的光芒来。我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我的郑重神态倒逗得陈金芳格格一乐。她立刻轻松得像没事儿人似的，打开“英菲尼迪”的后备厢，从里面拿出两瓶洋酒给我：“最好的苏格兰单一麦芽，三十年陈酿，我从香港带回来的。”

“贿赂我？”

“这还叫贿赂啊？我跟你那朋友的事儿要是能成，肯定还会重谢你——我说真的。”

我耸耸肩和她告别。开车回到家之后，我把那两瓶酒开了一瓶，端着方杯坐在沙上出神。酒的味道的确醇厚、清澈，但度数也高，不知不觉间就让我熏熏然了。我漂浮在麻木的潜意识中，产生了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并抬头看向衣柜顶上那早已束之高阁的小提琴。有多少年没摸过它了？伴随着这个想法，我站起来，踉跄着走过去，踮起脚尖摸向乌黑的木制琴匣。但刚碰到琴匣的把手，我就像挨了烫一样把手缩了回来，一声叹息地把自己拍到床上。

第二天醒来时，我看见几只手指上沾满了灰，连床单都蹭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