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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男的话虽然让我惊诧，但却又有似曾相识之感，就像一出彩排了几遍的拙劣话剧。只不过第一次和他演对手戏的是商教授，第二次是那个银行行长，第三次就变成了我。但我招他惹他了？我可以说是唯一真心想帮他的人啊，他怎么就这么不让我省心呢。

“为什么啊？”带着近乎委屈的情绪，我叫了出来。

“我有心理负担……”安小男的眼神游移起来，仿佛正在斟酌词句。

我突然想到了被安小男协助逮捕的那个酒鬼老头儿：“难道你是因为不忍心抢了美国老弱病残的工作吗？这就是妇人之仁了。咱们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哪儿配同情美国人啊？那国家的福利好得很，当个失业的穷人幸福着呢。”

“不是这个原因。”他说。

“那么就是李牧光逼你干过什么事儿……比方说除了仓库以外，还监视监听什么人？”

“也没有。”

“那你抽什么疯啊？你的心理负担是从哪儿来的？”我索性任由酒劲儿作，指着安小男的鼻子质问道，“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这份儿工作多让人羡慕自己知道么？挣钱多少都不提了，姑且谈谈尊严，谈谈人生价值吧。你知道咱们那些坐机关的同学十年如一日打水扫地擦桌子上级放个屁都得叫好越讨厌谁越得冲谁乐乐得脸都抽筋了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我为了拍个片子骗完项目骗赞助骗完审查骗观众这活儿干得有多没劲吗——制片人都改叫‘只骗人’了。再跟你说个玄的，我有个前女友是开皮草行的参观了一次活剥水貂皮就开始夜夜做噩梦梦见自己也被开了个口子然后‘啵’地一声从皮里拽了出来，因为这事儿她信了佛结果还让一假冒‘仁波切’财色通吃了。谁没压力呀，谁活得容易呀？也就是你这种干高科技的，一不用缺德造孽二不用自毁人格站着就把钱挣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对于我这番泄愤式的长篇大论，安小男似乎无话可说地点了点头。但他随后却又说道：“工作本身当然没有问题，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安小男猛然直视我，目光炯炯，“你知道李牧光的钱是哪儿来的吗？”

“不是卖玩具挣的吗？”

安小男的口齿也加快了，但却远比我要冷静、清晰得多：“我看过他的入库单和出货单，他那个公司处于整个儿玩具流通环节的末端，利润已经被其他公司瓜分得差不多了。就以一个芭比娃娃为例，中国出厂价大约三美元，到了他手里已经涨到了将近十五美元，而他还要应付税收、场租和每个季度一轮的打折促销，再刨除美国那昂贵的人工成本，能打个平手就算万幸。还记得他曾经跑到义乌，想要绕开代理商低价拿货的事情吗？当地的商会害怕得罪几家垄断性的贸易组织，根本没敢答应他。总而言之，李牧光靠他玩具生意的营收，根本不可能赚出现在这么多的钱——你知道他在h市谈的那个项目投资有多少？连厂房带地皮他都想买，起码要拿出几千万人民币。”

我尽力跟着安小男的思路，大概听懂了他的意思，突然又含糊了一下，打断他问道：“你说你……看过李牧光的流水单据？”

安小男“嗯”了一声。

“他怎么会让你看这种东西？你一个技术人员，他吃饱了撑的才会请你查公司的账。”

“说起来也是凑巧。那些材料李牧光本来是不可能给我看的，他每次核对完货物，都会把单据放回仓库旁边的办公室里。但这一阵他不是回国了吗？他待在h市而我又回了北京的那几个白天——也就是美国的夜里，我继续在办公室监控着仓库。恰好这期间，公司到了一批货，是他手下的一个业务经理接收的，那人大概比较马虎，签完字就顺手把一摞单据都扔在了货架上，结果被风卷了一地。而等到我上班打开摄像头的时候，看见仓库里乱七八糟都是纸张，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赶紧用摄像头的放大功能拉近了看，结果就大概了解了李牧光公司的经营情况。”

我这个技术方面的白痴又提出了新的疑问：“摄像头都在天花板上，那些进货单和出货单上的字迹想必又很小，离得那么远能看清楚吗？”

“对于专用的高清摄像头来说不是问题。”安小男笑了笑，“没听说过吗？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假如一个萨达姆军营里的士兵正在吃橘子，美国卫星能够清楚地拍到他手里的橘子有几瓣。类似的技术早就开始转入民用了。”

“再过两年，我们剧组的器材没准儿也该更新换代了。”我跑题道。

但安小男板起脸来问我：“咱们还是说回李牧光吧，既然现在的公司利润很薄，他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也许是他在开玩具公司以前挣的呢？”我含糊道，“再说李牧光家里也给了他一笔启动资金……”

“可他告诉过我——你一定也知道，李牧光在做玩具生意之前患有神经性疾病，他一直在被强制治疗嗜睡症。”安小男敏捷地打断了我，“倒是你说的后一件事情可以作为解释，但那恰恰是让我怀疑的地方：李牧光的父母再怎么混得好，也是国企干部，他们的收入保证全家丰衣足食并不奇怪，然而聚积出那么大的一笔财富就说不通了。”

“你的意思是……”我几乎是在明知故问了。

“这里面有问题。”安小男笃定地抿了抿嘴，“道德问题。”

时隔多日，我再次听到他的嘴里迸出了那两个字。此时给我的感觉，“道德”这玩意儿简直就像一种罕见的隐疾，它蛰伏于宿主体内，无形无迹，但一有机会就会不可避免地作。在这喜庆的、觥筹交错的婚礼现场，我从安小男身上嗅出了前所未有的不合时宜的气味，仿佛他不是地球上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从哪个遥远的、未知的世界流窜过来的。他站在草坪上，却好像两脚悬空，只是一个飘飘然的人影。

接着，我的心里升起了一团厌恶。这厌恶并非针对安小男，但恰恰因为没有具体指向而让我格外恼火。我瞪着安小男，一字一顿地说：“你这是病，得找个心理医生看看。”

“你说的是道德吗？”

“不是道德，而是你这种把一切都和道德扯上关系，再和一切较劲的怪癖。这和卫道士有什么区别？搁一百年前你是不是也得哭天喊地地阻止女人天足寡妇改嫁呀？你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啊，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我冷笑了一声又说，“而且你刚看出李牧光他们家有问题呀？告诉你，我早就看出来了，从他刚一入校上大学就看出来了。但我们能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不为他那五斗米折腰吗？那好，你要有骨气的话就抡圆了抽丫一大嘴巴，搬回你的小平房里去，你妈的眼睛也干脆甭治了省得看着你糟心……我也懒得再管你了，我管够了。”

在我的逼视下，安小男的脑袋便低了下去。他的嗓子里出了“吭、吭”的声音，好像一个挨了批评正在吮泣的小学生。片刻以后，他才重新扬起脸来，表情却很平静，甚至称得上淡漠：“你说得也对。”

我乘胜追击道：“我对在哪儿了你错在哪儿了——不要口是心非，要深刻反省。”

“日子得过下去，而且得好好儿过下去，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他嗫嚅道，“可我老管不住自己，成天都在乱想……我辜负了你对我的好意，我以后不这样了。”

他的声音很细小，让我一下子就心软了。于是我不知是叹了还是舒了一口气，搂住了安小男的肩膀。我挟着他往人群中走去，路上调整情绪，又掀起了一轮场面上的高潮：

“请允许我敬你们一杯！”

“为什么不呢？”大家雀跃着拥了上来，间或还有砰砰的开香槟酒的声音在半空中回荡。

那天我用七八种酒连续干了无数杯，但不知为何根本没有喝多。和身边那热火朝天的气氛相反，我的心里只感到空寂、落寞，甚至有一丝寒意在周身游走，让我不时像刚撒完尿似的打个哆嗦。安小男大概提前走了，不知何时我一回头，就现他的座位上已经没有人了。到了下午三点多钟，折腾够了的宾客们才零零落落地散了个干净，我终于也疲了，叉着两腿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满地狼藉呆。小张则在当场开箱盘点收上来的份子钱，不时向我通报一声谁给多了下次得找机会把人情还上，谁比较“鸡贼”红包里的票子还不够自助餐的人头费呢。

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我面前，递过来一个沉甸甸的纸包：“你看看这个，也没写名字。”

我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美元，而且都是百元大钞。小张说她大致点了点，足有五千之多。

这五千美元大概是安小男从监控系统上获得的第一笔提成收入，而他也没换个信封，就给我送来了。我把纸包还给小张：“甭管谁的，来则收之，收则花之。你不是一直想出国玩儿一圈儿么？留着那时候用吧。”

“我是真没看出来，你们那群人里面居然还有这么值钱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