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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迟早面对的压力（第2页）

“什么照顾，种什么是农协定，种多少是农协定，还有农业警察来监督。农具、农药、农机都要从农协买，还有医疗、葬祭、教育、保险、贷款，也都要交给农协办的机构办理，这中间农协赚了多少钱，农协会长拿了多少好处，当高濑家的亿万资产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什么资助，又不是单资助我们家，高濑村学习好的他都资助，说得好听是看重，可谁不知道是笼络人心，好继续霸占农协会长的手段，顺便当做招赘婿的投资？农协这种趴在农民身上吸血收租，靠着城乡票选格差给自己谋取政治、经济权利的腐朽垄断组织，每一分钱都是从农民身上盘剥来的，这种资助和米国用庚子赔款多收的部分在中国办学培养汉奸有什么不同？”

“什么安排好我以后的路，让我继承家名。赘婿能有什么地位，还不是在他的手心里攥着。要是有了外孙，都不知道哪天会被踢开赶走。考外务省他不说什么，到底是真宽容，还是觉得打听tpp内幕更容易一些，又有谁知道？”

腹诽到最后，林浩一说到最后的那几句话，林真秀心里也只能沉默。

他的家，他的血缘很近的亲戚，他的社会关系都在高濑村，都需要仰仗高濑正义。所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谁能不顾忌家人、亲戚呢？林真秀也只能默默听着，忍受着，只能想方设法拖延，但也不知道到了最后关头，他自己有没有勇气真的拒绝。

林浩一说了一阵后，在林美代子的“难得回来一次，又是吃饭的时候，就别多说了”的劝说下停了下来。这些话是老生常谈，林真秀低头不说话也让林浩一觉得无趣，也怕将过年的开心气氛破坏得干净。

等吃完饭，林美代子收拾碗筷后回厨房洗碗，林浩一去休息，林真太拉着林真秀出去散步消食，两人也不说话，就是默默地走着，一路来到林家的田地边。

林真太蹲下来，出神地看着田，说道：“今年家里收获的大米再加上农业补贴，卖了一千万多点。买种子、农药、农机，雇短工，花了五百多万。保险费、贷款利息、税又花了两百多万，剩下也就两百万出头。还好吃的基本不用再花钱，不然还不如你一年能剩余的。”

林真秀是外务省的职业官僚，每年收入六百多万，住在外务省提供的近乎免费的宿舍，除了吃穿外没什么花销，扣税和各项开支后，一年能结余三百万，确实比家中务农的收入高，因此经常补贴给家里一些。这时听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走到林真太身边，也蹲了下来。想起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从小和自己亲近，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还为了自己和人打架。长大后，虽然学习成绩没有自己好，只上了仙台的东北工业大学，但在仙台、在东京找一份正式社员工作并不难，可因为是长子，必须继承家业，只能回来继续务农，在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不仅收入远远不如自己，甚至连结婚都有些麻烦，而自己作为次子，不用承担家里的多数责任，在东京逍遥自在，想想心里就很不好受。

就听林真太继续说：“我一直想，不能再种大米了，得种岐阜草莓、夕张蜜瓜、熊本植木西瓜这些经济作物，甚至种花种草也可以，但农协肯定不会答应。”

宫城县一直是日本大米、蔬菜、畜牧类产品等食品材料的重要基地，其中大米占比最大，达42.2%，产出额818亿円。一见钟情、光泽公主、笠锦、幸未来这些知名品种在日本本国大米消费中占比很高，名声也很响，无论农协还是宫城县政府都不会轻易允许农民改种其他农作物。

响鼓不用重擂，林真太的意思，林真秀已经明白了，这还是动之以情，但他也只能继续沉默着。

“今年我见到过高濑早百合一次，上了大学后变化很大，头不染了，皮肤不晒了，牙去箍了，平时穿的衣服也正经了。”林真太想了下，“现在有点像刚出道的有村架纯。”

林真秀紧绷着脸，强自忍耐，怕笑出声音来。村花刚出道的时候，可是被嘲笑是真人版面包人啊，那脸比同框男明星还要大。高濑早百合要是这样子，能比之前好到哪里去？更何况，高濑早百合长得不怎样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关系到他的自由，关系到是否能掌握对自己人生的权利，而这个权利是不能交易的。

林真太像是听到了他的心声，又说道：“不过，如果是入赘，我要是你也不会答应，真秀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精英官僚，不是一个能随意摆弄的高中生了，我觉得应该让父亲和高濑会长谈一下，即便不是早百合嫁过来，至少也该是婿养子。”

在日本，婿养子非常流行，二战前夕平均每四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是婿养子。相比入赘，婿养子虽然也要改姓，但身份从女婿变成了养子，配偶的身份从女儿变成儿媳，在精英阶层中是一种常见的家族继承模式，如企业中的丰田、松下、铃木、佳能，第二代掌门人就是婿养子；政治家中的田中角荣、加藤六月，他们的政治继承人也是婿养子。

这种模式下，林真秀的身份地位确实能得到法律和伦理的保障，但林真秀立刻就反应过来，自己是既讨厌高濑早百合，也对回亘理郡继承高濑家，当一个土霸王没兴趣，就算是从入赘改为婿养子，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己又不是父亲那样昭和思维的人，把乡土看得重，不自觉地承认还残存的人身依附关系。自己可是学过屠龙术，能看得清其中肮脏的啊。

只是，既然林浩一和林真太还生活在高濑村，林真秀就不能不顾忌到这点。他的心意一点都没因此动摇，但暂时也想不出好办法来，只能继续保持沉默。

林真太也不逼迫，站起来后又说了一句，“说归说，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父亲说的你也不用太当真。了不起，这田就不要了，都卖了，去仙台，我这东北工业大学毕业的，就不信找不到一份正社员的工作，收入总不会比现在一年两三百万还要低。”

林真秀心里苦笑，这是以退为进，还是真心话？他不敢问，那只会伤兄弟之间的感情。

2o14年的大晦日，两人沉闷地从家里走出来，说了一会儿话后，又沉闷地走回家。

下午，林真秀和林真太两人在门口挂上注连绳，摆上门松，将过年最后一件事做完。到了傍晚，一家人围坐在暖桌边吃了一顿年越荞麦和镜饼，开始守岁，等待红白歌会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