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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努尔哈赤的后代们大约有点不好意思，在进军全国、统治全国的进程中，不停地对这七大恨原始文稿予以修饰，令那不忍卒读的文字通顺了许多，最终成就了一篇我们今天勉强能够看得下去的东西。

  虽然如此，他们在军事上的布置却周密而完善。该文告布的第二天，努尔哈赤挥军西进，次日便一举拿下大明辽东重镇抚顺。统兵三千人的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后来成为努尔哈赤的孙女婿——额驸，就是我们熟知的驸马。

  一周后，率兵驰援抚顺的广宁总兵及其所部一万余人全军覆灭，生还者十二人。史书记载道：消息传来，&1dquo;举朝震骇”。（《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七，张承胤。）

  这时，只有到了这时，大明帝国天子万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才知道：战争开始了。

  此时此刻，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却没有人主持工作。原因是早在两个月前，代理国防部长的那位第一副部长——兵部左侍郎崔景荣，曾经屡屡上书皇帝，请求退休，可能已经染上鸦片烟瘾、居深宫数十年不露面的皇帝，置之不理。于是这位代理部长便封存好国防部大印，自说自画地退休回老家了。就此，导致帝国国防部迄今无人主持工作。

  据说，皇帝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补充各级各地政府官员的缺额了。有统计数字说，中央各部门的官员缺额可能已经达到7o％，而地方省、市、县各级官员缺额也已经达到5o％。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是因为这些缺额官员的工资俸禄，可以由皇帝收归大内。

  八个月以后，公元1619年，即大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大明帝国才终于将讨伐努尔哈赤的各项事宜，大体上安排到位。就此，生了影响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之战。

  大明方面的前敌最高统帅名叫杨镐，是一位很难准确界定其胆识才略的方面大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年那场抗倭援朝战争，就是在此人领导下打得莫名其妙的。如今，帝国再也找不出更加合适的统帅人选了，于是，情急之下，请他出山，力挽狂澜。另外一位次重要人选则是任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将军的二公子李如柏将军。而恰恰就是这位李如柏将军，娶了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并生育有一子。于是，辽东人民只好无可奈何地传唱歌谣曰：&1dquo;奴酋女婿做镇守，不知辽东落谁手？”

  战争真的开始了（8）

  出征之前的誓师大会，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其情形令即将奔赴战场厮杀的将士们心情十分郁闷。

  象征大将之威的屠牛刀根本没有开刃，使本来应该挥刀就能斩断的、用来祭天的牛脖子竟然再三再四地割不断；驰马试槊是这种典礼中必有的古老节目，意在宣扬武威鼓舞士气，谁知，一位将军跨上骏马，刚刚挥舞起来，那槊头就在已经朽烂的槊杆上折断坠地。

  最高统帅的军事部署则更加令人绝望。出征前，大明帝国号称调集了四十七万全国精锐部队，准备以泰山压卵、牛刀杀鸡之势，一举割断努尔哈赤的喉咙。实际到达指定位置的部队则大约为十四万左右。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兵马，这已经占据了人数上的压倒优势。谁知，我们的大军统帅可能在说给别人听的宣传中产生了错觉，真的以为自己指挥的是四十七万大军。于是，置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基本道理于不顾，下令将十四万人组成四路大军，分进合击。结果，自然变成了努尔哈赤在每一路大军面前，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努尔哈赤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1dquo;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采用了完全符合现代军事理论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战争进程大体如下。

  截至二月中旬，明军6续集结到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四个地方的部队约为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余人；此外，还有朝鲜军队一万人左右，叶赫部一万五千人，共计十一万三千六百余人；再加上其他土司、镇道的游兵散勇，明军总体上有十四万人上下。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人马而言，这仍然是一支压倒性的力量。

  问题在于，这些部队仓促集结在四个地点，而这四个地点散布在一个长达四百里的扇面上，各点之间山高水长、地形极其复杂，彼此很难相互呼应支援。此时，万历皇帝和中央政府完全不管千里之外的实际情形，只是用最高一级信号旗——红色信号旗催促进兵，于是，前敌最高统帅只好命令四路部队分头在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的四百里扇面上齐头并进，向兴京—赫图阿拉做&1dquo;球心状运动式”攻击，希望能够达成分进合击的战役目标。

  这四路大军是：

  南路由辽阳总兵刘纟廷为统帅，于宽甸经由董鄂路即今日之辽宁省桓仁县，北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东南侧。此路明军人数约一万人，号称四万，一万人的朝鲜军也划归此一路。后来，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坚定地相信，这一路就是有四万多人。

  中路右翼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统帅，是由皇帝所亲自点名任命的。此路由辽阳出，经清河东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正面。此路大军人数约二万五千人，号称六万，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宣布战果时，也认为该路敌军为六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