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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陕州城二合一（第2页）

为何顾炎武曾说明朝亡于县官？

第一，明朝的县官与县吏设置的比例是极不合理，一县之大，县衙官员最多才四人，需要应付上面各种关系，还需从“钱粮”“刑名”“学校”“风化”“生产”等各方面有效的统治全县几十万人民，县政往往把持在群吏手中，造成行政者无权，有权者非行政决策者的混乱局面。

第二，明代考察县官政绩列催科，实际上就是逼官残民，为了完成征派任务，各地知县哪会管百姓的死活。

很多人称赞张居正的改革，但他的改革中的“带政”一项，于情于理都是行不通的，这只能是加剧地方对农民的剥削，激化阶级矛盾。（指官员为了升迁虚报田数，上司不查就会变成定额，上任官升迁走了，只是苦了百姓）

第三，县衙办案最是黑暗，官司的胜负不是取决于是非曲直，取决于贿赂的钱财多少和权力的大小，平民百姓只要涉及到官司非家破人亡不可。

第四，管治县衙的上司，非常之多，上有六部寺院，也有省府顶头上司，还有不断来自中央的各类御史“钦差大臣”，巡盐御史、巡茶御史、提学御史等等这些无不是被各地府、州、县官视为座上宾。

第五，驿递制度对县行政也有不良影响，在这些过往的公差中常常掺有冒牌货，各地县官也得一一接待，恭恭敬敬，真是天大的笑话。（崇祯帝整顿驿站应是此原因。）

难以想象的是，这是敲榨竟然是《大明律》中允许的。

《明律》卷12《礼律二》“公差人员欺凌长官”条载：

“凡公差人员在外不循礼法，欺凌守卫官及知府知州者，杖六十。”

如果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政权和文官体系存在的合法性，那如何在世俗的行政手段中维护政治的合法性？

当西方殖民者进入华夏大地时候，他们很惊讶的一点是，“政府用很少的官僚数量来管理庞大的人口”，这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现实。

所谓“皇权不下县”、“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皇权要直面零散的小农，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朝廷需要尽量少的提取农业剩余，有限的农业剩余又限制了政府的规模，使现实上朝廷没有足够的行政能力去深入基层。

封建社会基层因此处于一个“自治状态”，因而社会治理极依赖道德，道德又有赖于政权的合法性。

这涉及到一个基层治理问题，明朝政府的赋税政策，即便有意的减轻农民负担，但真正到了基层，都在加重农民负担。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掌权者都在思考并想尽办法想解决的一个大难题。

蒋知县就是俗称县令，明朝后期知县俱定为正七品。

陈东亦是正七品的品轶，知道朝廷重文轻武，进士出身的官吏往往都是盘根错节，不能轻易得罪。

更有甚者高品的武将见到低品文官，甚至还要下跪行礼。

陈东自然不会下跪行礼，只是拱手行礼，对于官场，他所知不多，别说他不懂，就算是懂那他也不会轻易下跪。

“县尊，在下奉军令暂时接管陕州城的城防，城内目前有多少守军，还请如实告知。”

“左总兵把精锐都带走了，城里还有守军千人，流贼要是来攻，怕是难以抵挡。”蒋知县没有在意礼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担心道。

蒋之函油光满面，体态略有肥胖，没走几步路就已经气喘吁吁，可见平日里是个养尊处优的大老爷。

至于有没有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用脚指头陈东都能猜到。

陈东不是个二愣子，这种事管是管不过来的，问题不是出在他一人身上。

“城中粮草可还充足？”陈东打量一番，随后问道。

“将军放心，城内粮草充足，可现如今该如何送到左总兵那边？”蒋之函面带为难，低声说道。

这些粮食本是他给左良玉征集，谁知粮食刚征集到，左良玉出城支援祖家军，这一去竟然没有回来。

城内留守的大都是卫所兵，平日里欺负一下百姓还行，真要靠他们抵御流贼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得到消息，流贼明日就要进攻陕州城，外面有十几万的流贼，你觉得能守住吗？”陈东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直接反问道。

他并不是危言耸听，他来的路上就碰见几股打探消息的流贼，跟他想的并无二致。

“那可如何是好？难不成要眼看着城内的百姓遭受流贼洗劫？”蒋知县露出悲伤的情绪，双腿微微颤抖，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十几万的流贼，只是想想就能把人吓死，他之前总是听说哪个哪个知县被杀或者城破自尽，还曾嘲笑那些无能之辈。

如今事情真的生在他身上，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完了，哪有还有半分勇气，只恨不得现在就带上一家老小出城逃命去。

“想要守住陕州城也不是没有办法。”陈东若有所思的说道。

“还请将军大义为重，救救无辜的百姓。”蒋知县闻听有办法守住城池，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