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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水车浜的细线税（第1页）

第29章水车浜的细线税

既然朝廷对苏州府实施重税，为啥苏州还很少出现赤贫的家庭呢？原因在于苏州农村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苏州府有耕地亩，其中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水稻、麦子，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棉花，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桑树，吴江地区还有种植甘蔗的，嘉定县夏作还不种水稻，种植的全部是棉花。另外，苏州府家家搞副业，妇女在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刺绣、纺纱、缫丝。

苏州人口有235万人，人均占有耕地为3.96亩，每户平均以5口人计，每户占有耕地近2o亩。大明朝还规定，无论农户家有多少人口，每户可拥有2亩自留地，用于种植蔬菜，这个自留地是不计入耕地的。

像刘云龙家里只有5亩地，田是上等田，年亩产量可到3.8石稻谷，全年可收获19石谷。他父亲让刘云龙去学木匠，刘云龙满师后，一边可在家务农，一边做木匠活，做木匠一年也有近5-7两银子的收入。母亲在家纺纱，1天以纺1斤棉线计，年收入也有3.5两银子。还有刺绣，千万别小看苏州的刺绣，刺绣绣面本就是丝绸，一幅刺绣一般1o-15天可以完成，普通刺绣每幅收入为o.2两，如绣销往倭国、朝鲜的刺绣，每幅刺绣收入可达o.两，这样一个绣女的年收入也有1o两银子。还有些妇女在家织布、缫丝，也能补贴家用。

一个5口之家如有2o亩地，这家农户拿出8亩地种粮，肥多人勤、精耕细作的话可收获粮食3o石，足够食用。余下的12亩地用来种棉花、种麻、种桑树、种甘蔗。如12亩地全部种棉花，亩产3担棉，按目前每担棉花4.5两收购价，毛收入达162两。如12亩地全部种植麻的话，亩产3.5担，按目前每担麻4两的收购价，毛收入为168两。如12亩地全部种植桑树，每亩桑树所产桑叶可产蚕18斤，经缫丝可得16斤生丝，每斤生丝的收购价为o.8两，毛收入为192两。如12亩地全部用于种植甘蔗，亩产为6o担，按每斤甘蔗4文的价格，毛收入为144两。去掉种植成本及田赋、贡品、正役、杂役等的折银，余下的收入为净收入，不仅足够家用，还有不小的盈余。因此，苏州极少出现赤贫家庭，这还是朝廷的重赋催生了苏州的经济作物种植。

苏州府种植经济作物最多的是嘉定，整个嘉定县竟然不产米，冬季除种植麦子外，夏季所有耕地都用来种植棉花，百姓所需口粮全部由米商从外地运来。

至于织业，本就是暴利行业。据冯梦龙《醒世恒言》18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说，嘉靖年间一台织机价格为6两银子，施润泽途中捡到6两银子后，就买了一台织机，一年后又添了一台织机，可见当年尽管一台织机需缴纳3o％的税，但净利润远在6两银子以上。到了崇祯十三年，织机价格为每台12两银子，一个普通女工可日织o.14匹，一年通常可织5o匹绸缎（熟练女工可织6o匹），按每匹丝绸价格5两计，毛收入可达25o两，税后还有175两，去掉成本，净利润当在6o两左右（生丝的价格本来就高，因此生丝成本占绝大部分）。如果是织布，由于棉纱比丝线粗，一个普通女工可日织1匹，一年通常可织36o匹（熟练女工可织5oo匹棉纱），按每匹精布价格o.5两计，毛收入也有18o两，税后还有126两，去掉成本，净利润也有4o两左右。

但朝廷对苏州府织业收取的3o％税率实在太高，南京、杭州织造业的税赋是按“三十取其一”的税率，只有苏州府税率的十分之一。按理，苏州织业的税率这么高，棉布、丝绸的成本就高，市场竞争力肯定不如南京、杭州，但苏州人会动脑筋，如丝绸方面专攻缂丝，苏州缂丝技术其它地方无人可比，造成了南京以云锦为主、苏州以缂丝为主，杭州为织绢为主的三分天下。棉布方面，苏州人专攻染色，染色看似工序简单，实际也是最难的工序，不仅要根据所染颜色选用合适的材料，染色时还要控制温度，染色好的不宜脱色，染色不好的，衣服洗了2-3次后就脱色了。染色中关键靠配方，苏州各染房的掌柜对染色的配方是绝对保密，不外传的。专攻缂丝和染色是苏州纺织业提高竞争力的技术手段。

在苏州有很多来自京城高官、藩王、大太监的族人，他们在苏州开办了大量织坊及牙行（如仓储、中介、典当），他们不仅不承担各类徭役、杂役，还偷逃工商税，苏州知府也不敢向他们收税。为逃避巨额税赋，有好多民间织坊就依附于他们，来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

还有一种逃税的方法，既然朝廷是按织机数量来收税的，很多纱坊、染坊就与织坊联合。纱坊、染坊稍微给织坊一些好处，就可免了税银2分（2％）的工商税，不过前提是你得把收税官给摆平了。

即使织业是暴利行业，但被朝廷收取了3o％的税赋后，苏州人打心眼里就不服，同为朝廷辖地，同为朝廷臣民，为啥苏州府织业的税率要那么高？

万历年间太监孙隆到苏州收取织业税，被以葛成为的纺织业工人打死，史称“暴力抗税事件”。事件生后，苏州府竟然暗中将在狱中的葛成改了名，以逃避死罪，出狱后葛成还被当做英雄，这是苏州地方上少见的“官民一致”了。此后，苏州府但凡在收取织业税时，税官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织坊掌柜，有时就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能收到多少就收多少，绝少强制足额收取。

即使苏州府境内遵纪守法的掌柜很多，但十几年来苏州府都没法完成朝廷下达的赋税任务，本任苏州知府陈洪谧已连续三年被朝廷“稽赋削籍”，限期完成，但年年完不成，去年拖欠朝廷赋税6525石米（折银1.39万两）。

既然苏州府十几年都没法完成朝廷下达的税赋任务，知府常被“稽赋削籍”，却又为什么不真的把知府罢免了呢？这与朝廷派到苏州皇室监制、采购物品的太监有关，除苏州织造局为皇室人员制作丝绸服装、手绢、枕巾、头巾等外，太监还会要求织造局外的苏州织坊为皇室制作服装、丝绸，他们给织坊的价格按成本价已算是好的，往往是低于成本价，导致织坊亏本。去年从苏州送往京城的织造物品为12万匹，其中8万匹为苏州民间织坊所织。8万匹丝绸中，平均每匹亏o.3两的话，苏州的织坊就要亏本2.4万两。这2.4万两银子就直接流入了太监的腰包，因此来苏州织造局监制、采购的提督太监是肥差，京城的太监都想法贿赂内宫大太监，争取能谋到赴苏州监造之职。

这些事情，皇帝心里一清二楚，但没办法，样子还是要做的，不然其他地方都学苏州府年年拖欠税赋的话，那皇室还怎么能够运作下去呢？于是就对苏州知府给予“稽赋削籍”的处分。苏州巡抚也清清楚楚，每年回京城议事（相当于回京城述职）的时候大多是为苏州府说好话的，不然苏州知府干不了二年就得滚蛋。苏州知府更是明明白白，税官向民间织坊收取税赋时，只求太太平平，千万别惹出万历年间的“暴力抗税”之类的事件。

客观地讲，朱元璋出身农民，非常清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因此做了皇帝后，收取的田赋还是比较低的，也只仅仅对苏州府、松江府的田赋和织机实施重税，但随着工商业的展（后世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及时调整工商税的税率。除苏州府、松江府外，工商税率大部分是“三十取其一”。这个税率即使放在后世，也是明显偏低。

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澳门、吕宋、台湾后，大明与欧洲的贸易激增，有几亿两的白银流入中国，如朝廷收取关税的话，也有几千万两的关税收入，可是朝廷也不收取关税，这反而便宜了郑志龙，郑志龙在海上收取税银，成了大明巨富。

“东林党”是竭力反对收取工商税、关税的，在这方面，“东林党”人对明朝的败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居正推出“一条鞭法”改革时，正好海瑞任应天巡抚。海瑞在江南地区力推“一条鞭法”，因此江南地区是执行“一条鞭法”最彻底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施后，以前由粮长代表官府收取田赋，现在由村长代表官府收取田赋后，再交给里正。

村长刘大贵挨家挨户地走着，告知村民该缴纳多少田赋。

刘大贵走到刘万禄家，说你家有5亩地，应缴纳1.71石米，如不缴纳米的话，可以折银，按每石米2.14两折算，应缴纳折银2.4两；交给朝廷的“三饷”3钱3分7厘（即o.337两）；上贡物品的折银，人均o.o51两银子，你家有5口人，上贡物品折银2钱5分5厘（即o.255两）；正役折银，人均o.o6两，5口人须缴纳3钱（即o.3两）两；杂役折银，人均o.o21两，5口人须缴纳1钱5厘（即o.1o5两），以上合计3两4钱（即3.4两）。

刘云龙一听，自家的田赋达1.71石，平均税率为o.342石亩，比苏州府的平均税率o.28石亩高了o.o62石亩，于是问道“怎么田赋又涨了？”

刘大贵说道“哎，我也没法子，这都是横塘里正摊牌下来的。”

“肯定又有人家没纳税。”

“即使你知道那些人家没纳税，你又能奈何？算了，还是乖乖地交税吧。”

刘云龙听后，心想这些事也不是一年二年得了，于是就没再纠缠。他问刘大贵“我们村里纺的纱，不用缴税了吗？”

刘大贵朝刘云龙摇了摇手，说道“官府没计入，我们就不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