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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言外之意很明显。

八五年查出生育功能退化，无法生育。

可余芳的孩子是在九四年出生的，不可能是周善的种。

“大姐，”余芳咬了咬下嘴唇，“我没有撒谎，孩子真的是我和周善的。”

“嘴长在人身上，说出的话有真有假，但是数据不会骗人，”张姐说着，从一旁的桌上抽出一份文件袋，从容地走到余芳身边，“如果我说，当年那个孩子并没有走丢，而是被人捡到收留了，你会信吗。”

余芳忽地抬起头，沙哑道：“什么”

文件袋就在眼前，她刚想伸手去够，张姐便已经将文件袋拆开放在理疗床边了。

一份白底黑字的报告单轻轻滑出一小部分，开头醒目地印着几个大字：市第一人民医院亲子鉴定报告。

余芳眼底闪过一丝害怕，左手拿着报告单反复看，手指捏着报告单的一角，不断颤抖。

而她的右手，却紧紧地揪住自己大腿侧边的裤缝线，紧张地直打滑。

“这是，这是什么意思”余芳深吸一口气，说。

她以为她表现得很好，起码看上去会是惊讶而不敢置信的。

但这一切落在旁人眼里，却只是拙劣的演技。

“余芳，别演了，”张姐回到椅子上坐下，定定地看着她，“你知道孩子没丢，你也知道那孩子的父亲不是周善，我说得对吗。”

余芳瞪大了浑浊的眼，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愣怔地看着张姐。

两秒后，她将视线放回到手中的鉴定报告上，突然似浑身卸了力一般瘫软下去，又重重往后一抬脖颈，双目冲着白花花的天花板，颤抖着流下几行浊泪。

那张医院出具的最具权威性的亲子鉴定报告被她攥在手里，边角被揉得发皱。

余芳沉默了许久。

久到连张姐都有些不耐烦。

“你说你今年三十六岁，出生于1974年，户籍资料上也的确是这么写的，”张姐道，“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你生下那个早产婴儿是在十六年前钏岛市下辖县城的妇幼保健院里，那年正好是1994年年尾。”

余芳枯瘦的手指紧紧攥着自己的裤子。

她在紧张。

“余芳，为什么谎报年龄。”张姐说，“九四年的时候你生下那个孩子，跟护士说你十六岁，求她们救你。按照这个逻辑，你今年应该是三十二岁，而不是三十六岁。”

余芳咬了咬干裂流血的下唇，低声道：“那，那年，是十六岁。”

她说，她的确是在十六岁那年生的孩子。

“我是七八年的，但那时候我家住在山里，没有上户口，直到八几年的时候，我爸妈没了，我当时好像是五岁，那些亲戚养不了我，就把我送去了福利院，”余芳面容疲惫，牙关隐隐颤抖，“福利院的人帮我办理户口的时候，因为我乡下口音太重，他们听不清，就把我写成了七四年。”

张姐了然：“我就知道是这样。那然后呢，九零年的时候，你一个人离开滇城，那会儿才十二岁吧。”

余芳动了动嘴皮，沙哑地承认：“是。”

“去了钏岛之后，”张姐和蔼道，“你是怎么遇到周善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染上毒瘾，可以详细和我说说。”

余芳还是有些抵触，后槽牙痛苦地紧咬着，未经修剪的指甲掐进大腿两侧的皮肤，浑身战栗。

可以理解，毕竟像她这样的吸贩毒人员，早年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对警察具有较为强烈的抗拒感。当张姐问及她为何染上毒瘾的时候，她一时间也并不愿意松口；再者，她的反抗意识并不仅仅局限于警方，更多的，或许还是来自对“周善”二字的恐惧感。

为什么要恐惧呢，如果是寻常的家暴，余芳应该和警方全盘托出，迫切地希望警方帮助自己才是。

总不会真和陆风引说的那样，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吧。

受害者因长期的被欺压而不得不对加害者产生依赖和爱慕，这在众多刑事案件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小说里或许会有，但张姐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还真没听哪个同事说过这事儿。

“我，我十二岁的时候去钏岛打工，”余芳用手掐着自己腿根，嘴唇微微发紫，“那时候，九零年，没有人问我年龄，我就在一个工厂的厨房里和师傅们学做菜，做给那些工人吃。到了九四年，我出师了之后，就掌勺，那时候周善刚当上厂长，他当厂长之前，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当了厂长之后开过庆功宴，我把大锅菜端上桌的时候，他摸了我手，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张姐静静地听着。

“后来，后来我告诉他，我十六岁，”余芳弯下身去，双手死死地抱着头，声音带着些哭腔，“他让我跟着他，说以后我的工资就会翻倍，还说，在厨房炒菜全是油烟，如果我跟着他，他就让我去做普工那天我被他带到一个房间里，说他有好东西给我”

“什么东西？”张姐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毒品？”

“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看见那是一种白色的粉末我看见他用锡箔纸裹着那些粉末，然后用打火机放在下面烧，他用鼻子吸了两口给我做示范，”余芳断断续续地说着，时不时抽泣一阵，浑身都在发抖，“他让我也试试，还说，说如果我不照他说的做，他就找人打死我，那个时候，我没有钱，工厂里的所有人都不愿意惹上他，我，我也怕他，我真的很害怕，后来他跟我说，第一次是不会上瘾的，我就，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