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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是要求上报调查宁远厅粮库谷物霉变情况的结果。

  此前，我前往省城会同太原知府王有壬一起核算宁远厅前任同知锡纶亏空的案子，除了已经查明参劾的以外，据现任通判齐克里诺布称，还有谷物三千多石已经霉变质。我想，前任同知锡纶被参劾要求赔补的金额已经够大的了，恐怕不宜再以此为由进行续参。既然如此，我就想，能不能从其它途径筹集银两补上呢？我打算将该厅每年送给知府衙门的办公费用二百五十两拿出来，逐年购买粮食补上。这钱名义上是送给知府衙门的办公费用，实际上是送给我个人的陋规。

  什么是陋规呢？清代官场的规矩是，下级必须定期孝敬上级，地方官必须定期孝敬京官。夏天得送降温费，叫冰敬；冬天得送烤火费，叫炭敬；进门得送门敬；告辞得送别敬；“三节两寿”[1]送节敬。所有这些孝敬统称为陋规。因为不合法，所以说它“陋”；虽然不合法，但是你必须送，这就是“规”。至于送多送少，各地行情不同，价码也就不一。

  这件事我已口头向布政使请示过。后来，我路过代城，将这个想法告诉雁平道章荆帆。他对此深表赞成，也表示将宁远厅每年送给他的二百五十两陋规拿出来买粮填补。如果将这两款子提到道署，用户部规定的价格买粮补库，五年就可补上这亏空。关外地广人稀，粮食一向便宜，按部价就可买到补上。这样不仅仓谷有了着落，也不必续参锡纶。

  第三件任务是藩司（布政使）衙门和臬司（按察使）衙门联合通知的，要求下属各府县设立窝铺（保安队），护送过往商旅，并制定缉捕盗贼的章程。

  十月三十日接到上宪命令后，我就命令宁远厅、朔州、各县增设窝铺，巡逻缉拿作奸犯科之徒。

  据我所知，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地方官遍贴告示，严令各集镇旅馆，一旦有单身旅客住店，一定要等到天亮才可以放行——那些人马车辆众多或者结帮而行的旅客除外，后者途中由巡逻的兵丁和窝铺的差役持械护送。这些人都由省里临时委派人员负责，不需要专门设置常任的督办。如果责任区域整个冬天都没有生沿路抢劫的案件，就由藩司衙门请示巡抚委派其代理一次州县职务，以示奖励。因此，连年以来，道路上都非常安静，那些拦路剪径的强盗都销声匿迹了。

  现在，如果山西也效仿执行的话，效果一定很好。至于城市中人烟稠密的地方，也可以沿袭过去的做法，十家设一牌长，夜里轮流值班，一旦现贼人就大声呼叫，十家一齐响应。每家每月值守三夜，也不是很辛苦，十家轮流出人，也不需要太多的费用。这样互相联络声势，梆子一响，群起呼应，无论是村里的人还是城里的人，都能有所防范，那些宵小之徒也就没法为害一方了。

  官府缉盗是为了安民，办公就必须事先筹集经费。我自从接任以来，将陈年的积案逐件清理。在调查各州县的盗窃案件卷宗时，现报案失窃的案件很多，但抓获的窃贼却是寥寥无几。其实，各地的州县官员也不是没有派捕役四处捉拿罪犯，也不是没有定期检查进度追究责任。可是，捕役们却是宁可受刑，也不愿出去追拿贼人，其中的原因便是没有办差的经费导致无法捕贼。

  按规定每县设捕役八名，每人每年工资四十两——还往往有被克扣而改铜钱的，这样就导致捕役的工资在所有差役中最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不愿干捕役，就只能由老弱病残来充数。而捕役的用项又多——他总不能饿着肚子抓贼吧？要办一个案子或者捉拿一个盗贼，总不能就一个人单干吧？押解一个犯人或者传一趟原告，总要路费吧？这些差役赔进去钱就一定会找地方讹回来，有些人为了钱甚至不顾身家性命，由抓贼变为养贼自肥。这样看来，接了差使却压下来，宁可受刑也不去抓贼，恐怕还是轻的呢！

  于是，我制定章程，和各州县商定，富裕县份的县令每月捐银三十两，贫穷县份的县令每月捐银十五两，一半作为缉拿盗贼的经费，一半留下来作为押解犯人的费用。缉盗有了经费，捕役就可以用它来雇佣线人；押解人犯有了经费，那么来往省城就无需找人顶替。一定要做到有案必破，无犯能逃。抓获窃贼多的捕役，加以优赏；做事懈怠的，予以严惩。

  缉拿贼匪的关键在于破获贼窝，破获一个贼窝，就会有一群盗贼无处藏匿。整治盗匪要从整治小偷抓起，小偷被抓了，就不会展成大盗——没有哪一个大盗不是由小偷演变而来的，也没有哪一个小偷是没有贼窝的。

  我治下的朔平府，紧邻塞外，地广人稀，往往彼处的盗贼窜到此处作案，此处被通缉就逃往彼处，因为容易隐藏行踪，所以就敢于施展这种伎俩。我命令各州县，并且函到相邻府县，要求协调行动，不分地域，遇到相关案件，除了公函联系外，另用密函联络，各州县一定要有呼即应，让盗贼无隙可乘。除此以外，仍要坚持保甲连坐制度，从源头上减少偷盗行为。另外，还要展生产，增加百姓收入，以养民气。

  我的报告经过两司衙门送达巡抚大人，申启贤巡抚看了之后，非常赞赏地说：“看张知府的条呈，道理明晰，语言晓畅，切实可行——看来，张知府可不是不通世务的白面书生啊。”申巡抚当即命令通知全省，照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