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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是易棠任总督，这时候他如果能将带头呼噪的士兵和妇女叫来开导开导，或许事情就平息了。可是他竟惧怕不出，以致妇女围着藩署大声鼓噪。当时段大章的母亲已经病得很重，就此惊吓而死。事情接着就这样不了了之。

  乐斌到任总督后，最初看李敦厚很不顺眼，嫌他对自己招待不周，颇有怨言；后来不知怎的，又对李敦厚大加赞扬，说他忠诚可靠。在甘肃，秦州知州是最抢手的肥缺，现任此职的是张叙，山西进士，忠厚老实，不善应酬。乐斌几次提及，总是说张叙不该占这个好位置，于是调他代理西宁府知府，而让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张叙与李敦厚商议让缺，经丁忧在家的平庆道费荫樟协调，让李敦厚拿出一万两银子，张叙立即告病，费荫樟从中也得到不少好处。我查明此事后，不想让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怎奈乐制军属意于李，而臬司明绪和总督师爷彭沛霖也都为他四处活动，我也不能不遵从乐斌的意思。

  道光三十年（185o），我清查甘肃账目时，查出在方载豫任藩司时，曾动用杨翼武留下的十万两核减银，上报户部立案。易棠任藩司时，将剩下的银两支用无存，转而从铅款和琉磺款中提取部分出来用于借贷生息，捏报库存，每年奏销都是虚报，事极悬虚。我到任奏销，不敢像他们一样掩饰，就据实上报户部。当年易棠阶承办复查库款，动用一万两部费，这钱也没有着落，于是叙明原委，罚令易棠、段大章、易棠阶和常绩分赔。户部因为库款数目亏空上万，命令我奏参，可我还来不及核办就丁忧离开了，乐斌也不敢独自具奏。

  崇信县是一个群山包围的小县，民贫政简，十年九荒，盐税和地丁银都是州县官员自掏腰包赔解。老百姓住山洞，披着兽皮，三餐难以为继，官员就是把他们抓来每天拷打，也不过伤残民命而已。崇信县知县从来都是滞留在省城，没有到哪里上任的，甚至有人请求在省里做其他很苦很累的差事，而把知县一职让佐杂人员长年代理。我在道光三十年（185o）任藩司时，就打算将这个县给撤掉，分属邻近各州县，只留巡检一人、教谕一人。后来因办理清查，顾不上这件事；现在与乐斌商量，他也认为应该这样。于是我就请示派人实地调查，可是他又几个月都不答复。后来因另一事情谈起此事，乐督说：“你的主意很好，应立即批示司中派人调查。”可就是不见批文到藩司，也不知他到底怎么想？

  甘肃宁夏水利同知一缺，本来就是冗员，书役借水坝将钱款摊派到百姓，自肥而已，官员们却把它当成摇钱树。下游的平罗县，水根本到不了，吏胥既然狼狈为奸，民田就因此受累。自从前任道员和祥将民间摊派的钱收归道库后，盈余就为道署独得；厅中官吏，又怎肯束手旁观而专听道署指使呢？于是就因为分赃不均而互相扯皮。这中间的情形，我一清二楚，在道光三十年（185o）就想裁撤宁夏的水利同知这个职位，以缓解百姓困境，可我没来得及执行，就被调往河南了。现在与乐制台共事，在爱民惠人的善政上总是说不到一块——这也是边民的不幸啊！

  候补知县邓承伟，四川人，在代理河州知州时，亏空正杂钱粮一万多两；在代理宁静知县时，又亏空正款一万多两。两款项被拖延数年，邓承伟却不肯垫赔。我到任以后，现甘肃全省州县只有七十多个，可是没有完结的账目，竟然有二三百起之多，于是仿照在山西的办法，奏请清理。委派代理兰州府知府章桂文、候补知府李怀庚、候补知县范植等在知府衙门督算；将前任河州知州李敦厚，现任赵桂芳及宁静县候任知县聂尔耆调到省城会同清算。亏空的数目，由府等人查明后，报到藩司衙门，藩司衙门根据报告再进行参劾。

  根据章桂文送到司里的报告，我命令兰州知府和知县将邓承伟住所内的全部财产查封。邓承伟赴总督衙门控告，说司中将他人亏短的钱粮算在他的名下；而且他在代理宁静县知县时，所买的兵丁粮票不准抵亏，又攀拉扯到章桂文结拜门生、交结幕友、需索“节寿”礼等情节。乐督于是将这个案子交明臬审办。我立刻将司里的卷宗封送臬署，任其核算。我是凭府和局员公详参办的，如果邓承伟没有亏空，我甘愿接受处分。邓承伟所说的章桂文结拜门生，是拜明臬为门生；说章桂文结交幕友、买官卖官等款，藩署与彭沛霖一向疏远，而且彭曾多次暗中排挤我，借案子挑剔藩司，根本就不可能结交；所说的出卖府一事，听说是章桂文送给明臬司五百两，馈送乐督、彭幕的份额也应不少，对藩署我却没有丝毫馈送。况且由谁代理兰州府知府是乐督定的，并非藩司拿主意，其不能出卖也就可知了。至于藩司衙门，从来就没有大办过节寿庆典，州县馈送的水礼，也往往只是酌留一两样而已；至于说请客人吃酒，是为了表示酬谢，无所谓借“节寿”来榨取钱财。邓承伟控告之词，多半是明臬司的事，可是乐督却交给臬司审办，以致一连几个月都无法清理。后来，乐督又调栗炬来省城负责督算，反复推敲，确认亏空数字无误，邓承伟仍旧非交出银子不能出结。按惯例，我需要回避，也不知道明臬司是如何处理的。明臬司本人贪婪不法，乐督留给别人的把柄也很多，一经属员指摘，就无法理直气壮。我看到这种情形，只好不加深究，含含糊糊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