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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肃，到处都种有罂粟花，每年五六月间，烂如锦绣，妇孺老幼，用竹刀和铜罐，刮浆熬炼；江、浙各地的客贩，带着银子云集甘肃。据提督索文说，仅此一项，各州县每年的销售额就有一百多万两。在我看来，就算没有这么多，也有大约三四十万两，只会多不会少。这些银子散布到穷乡僻壤，让遍地百姓也多少得些好处。我到任之初，乐督下甘凉道侯廷樾关于抽收鸦片税的条陈，大意是让督署先期出示告示，设卡征收贩运罂粟的厘金；再命令地方州县按亩收种户的租税，如有偷税漏税的，重治其罪。我看了之后大笑。侯廷樾是山西人，满脑子生意经，只知牟利，不知其害。于是亲自拟定驳稿答复：“本土种植鸦片仍然是朝廷禁止的行为，告示上怎么说呢？设卡抽查，假如商贩抗拒杀差，这不又是起衅根由吗？按亩征收，一定会减少正赋收入。以上种种，说明这个建议难以实行，不用再讨论。”

  提督索文在甘州城设立卡局，委派武官和兵丁，和县里差役一起抽收。烟贩于是怂恿农民聚众滋闹，将卡局拆毁，武官和兵丁也被打伤，卡局也随之被撤销。幸好，这件事与藩司衙门无关。

  候补归德府同知那逊阿古拉，和乐督很有交情，这个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是口出大言，极尽吹嘘。他上条陈说西宁口外的野马川、大草滩两个地方有空闲的牧场，可以招商垦种，大约可以开垦出几千万顷良田，到时候就不必再为每年的三百万两军饷愁；那些认种的农户，先让他们交认地费，就不下一百万银子。我想关外既然有如此膏腴的地方，为什么当地的地方官从来不曾提起呢？道光年间，邓廷桢先生以开垦见长，为什么单单遗漏了这里呢？

  我又询问同仁，都认为他的话实在不可信。可是乐督相信，以为很有把握，就派升任秦州知州的张兆和代理同知的章桂文前往勘探。这两个地方是野番出没的地区，牧民的牧群经常被掳抢殆尽。他们这个时候深入勘探，假如遇到野番，绝无生理，可是又不敢畏惧不去。

  两个月后，这两个人回省城销差，并且附上地图说明，据他们说野马川地方不大，逼近生番。西宁镇派士兵护送他们前往察看，靠南边的一块，水草还很茂盛，靠北边的一块，水草全无。驻军带着武器放牧，尚且经常被野番劫杀，农民又怎敢到这么危险的地方种田呢？他们询问边民，也没有谁愿意前往开垦。那逊阿古拉所说的挟资求垦者，更是一个也没有。况且那里气温很低，四月才解冻，七月就已降霜，即使勉强加以人工和粪肥，生长周期也太短，也不要指望有收成。至于大草滩，是委派甘州府知府沈寿曾勘探的，据说那里根本就是沙漠，并无水草，根本没有垦种的可能。我还怕他们调查得不仔细，于是致信提督索文，请他再派人调查一次。很快我就收到答复，与委员所说的完全相同。可见那逊阿古拉完全是信口胡说，而乐督却跟着捕风捉影——乐斌办事，大多如此。

  又有人上条陈说可以开垦凉州满绿牧场，乐督令我代替他致信宁夏将军，命令副都统和庄浪城守尉调查，结果证明那依然是“画饼充饥”。乐督不信，又亲派凉州总兵调查，代理凉州的德总兵捏造数字报上来，提督索文直斥荒唐，证明他所指的牧场不但没有所说的一百多里，而且他所画的图，连方向都是错的，可见不过是为讨好上级罢了。

  户部接到御史建议，命令陕甘地区运米到京城，以缓解京城粮食的紧张。当时京师粮价奇贵，每斤老米——就是最粗糙的米——也卖到一千文，百姓生计艰难。乐督打算运米十万石进京，交给八旗驻军作为军粮。于是一面统计黄河沿线州县的存粮，一面缝制布袋；并派督府参将松龄，前往山西包头察看路线，并打听运费价格——每石需多少费用以及沿河水路上需要多少船只。兰州道恩麟托我向乐督说情，派他担任押运官。部署粗定，只等各州县禀报粮数后，即日起运。

  很快我就接到松龄回复，说包头积压的粮食很多，如果运送到京，每石需运费一两，照十万石计算，就得十万两，甘肃拿不出这钱。乐督本想奏请借蒙古乌拉驮送，又担心蒙古勒索赏金，这钱仍然拿不出来。恩麟又听人说，沿途的水手很难约束，到京后交纳粮食也要受到百般刁难，都不是容易办的事，就到藩署大哭，真是莫名其妙。各县报来的粮册，都说粮食霉变所剩无几——实际上是亏挪太甚，借此掩饰。既然一无粮食，二无运费，这件事想不取消也不行了。

  清官不到头

  甘肃应该给伤亡官兵的抚恤金和赏银，经过户部批准的就有大约三十多万两，可是哪里去弄这巨款呢？于是规定四百两以上的分八年放，二百两以上的分四年放，以钞票和大钱搭配白银放。一面通知将军、提督和总兵等照办，一面上报户部。这样算下来，每年不过两三千两。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大钱。你们现在还能见到的那种圆形方孔钱，每枚一文，我们那时叫制钱。太平军兴之后，军费开支剧增，铸钱的铜铅原料不足，作为贵金属的白银通货也奇缺。因此为筹措军费，朝廷在行官票宝钞纸币的同时，从咸丰三年（1853）起先后鼓铸（以一）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接着又增铸（以一）当五的大钱，并拟铸以一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的大钱三种。（以一）当百以上者名“咸丰元宝”，（以一）当五十以下者名“咸丰重宝”。各种铜大钱行不久，因市面折算日贱，流通渐形壅滞。如当千的大钱，只作七百、八百文或五百、六百文售用；当五百者作三百、四百文售用。朝廷于咸丰四年（1854）又收回（以一）当五百的大钱，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的三种大钱也同时停铸；次年，再停铸（以一）当一百、当五十的大钱。其后京城市面流通，只有（以一）当十、当五两种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