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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犍为县县令段荣恩、金堂县县令李希邺、南川县县令赵旭初，都曾诬良为盗，我无论如何不敢因为要迁就这些属员而草菅人命。所谓“救生不救死”的说法，都是那些无才无德的师爷们的邪说，最容易造下冤孽，只会导致凶徒漏网，死者含冤。我认为，所谓互相打斗杀人，乃是一时之愤，彼此互殴，也不知谁死谁活，审问时代为开脱，于情于法，都说得过去；至于故意谋杀的凶犯，有什么值得怜悯的？曲法施恩，难道不念及那些死者的冤屈吗？

  办理秋审，今年也没有什么出入。我连续三年办理秋审。每次都是七八百起，证据确凿立即行刑的就有一百多起——这数目是其它省所没有的。

  办理盜案时，更要持平，这些为非作歹之徒，法所不宥。可是案件卷宗里却常记载有以下这种情形：入室搜赃的不过二三人，而把风接赃却有七八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还有的卷宗里写的是把风，而盗犯自己招供为入室搜赃的。审后，才知道是县里故意为他开脱——并非盗犯狡猾；更有将已死的盗犯定为为犯，而将已抓获的犯人定为把风的，没有抓获的罪犯定为入室抢劫的，中间诡异的地方实在太多。在州县官员，是为了规避处分，不过顾及考成而已；而盗贼纵横，关系国家治乱。我通令属下各州县，以后审办盜案，在外把风瞭望的人数不准过入室捜赃的人数。我几次询问盗匪，他们都说：“我等各拼性命，怎么能容忍那些在外把风的人分赃呢？”所以事实上几乎没有不入室的罪犯。

  更有捕役被官员逼急了，经常拷打、刑讯小偷，逼迫他们承认为盗，或者买通乞丐，将乞丐作为把风接赃的人。过堂时，主审官员稍不经意，就会滥杀无辜。捕役存心使坏，就与盗贼无异了；州县官员忍心这样做，他们的居心还能问吗？

  至于审办命案，第一次审问获得的供词最为关键。犯人致人死命，自认为杀人偿命，往往无所顾忌全部招供。可是一经收监后，就会被牢头、禁卒教唆串供，真实情况反而查不出，案子就会越来越难办。所以地方上有经验的老吏勘察现场回衙门后，就立即提审凶犯，讯问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获得案情大致情形，然后收监；次日再复审一次，便可定案。至于尸格上伤痕的轻重多寡，因为关系到秋审时是判立决还是缓决，一经落，绝不更改。常常有初次上报呈送时，尸格上填写的伤痕，与解勘时的填写不同，于是命令重核实，就说是书吏误，殊不知尸格是用朱填写，怎么能容许书吏使用朱呢？又有的人会辩解：“在场时人声嘈杂，喝报不清等等。”难道相验者不亲自查看尸体伤痕，仅凭仵作喝报吗？这种用谎言掩饰的行为，经常被我申饬，州县吏治、幕友墨之黑暗与混乱，可见一斑。

  秋审并没有什么难办的地方，除了需要对条规、例案娴熟于心，更要在定案时为秋审预留下余地。每定一案，就是办一次秋审，仔细看如果实缓不定，就要斟酌妥善，以免临时为难。大抵案情证据确凿的，一定不能夹杂一些模棱两可的语句在里面；可以从缓的，也不可掺入一些唐突、暴戾的字眼。审案判决自己确有所凭，那么刑部也就无可挑剔了。

  四川秋审，交给刑部的经费，按惯例是六百两。刑部于五六月间派专人将秋审实缓的底折送到臬司衙门，等着收取经费，臬司并不与他们见面，都是由省里的佐杂人员中由部办出身的人张罗，这些人就从中获利。但是寄来的底折往往不足为凭。两年来刑部定为缓决的，而我定为立决的有六起；刑部定为立决的，而我改为缓决的也有几起。幕友孙绍堂、李鹤舫都在臬司衙门办案多年，刑名经验丰富，我和这两位先生商酌出的判词，往往毫无出入，真所谓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也。后来接到刑部回复，一起都没有改。官署中还有一位姓孙的老吏，年近九十，把关秋审将近五十年，最是稳当，胥吏中也不能说全无人才啊。

  化外之民

  四川边境的四个厅[1]常有猓夷出没，对老百姓伤害最大，其中又以马边厅的情况最甚。猓夷并没有什么别的伎俩，就是依靠强弓毒矢，无辜百姓被他们射中后必死无疑，但是在二十步以外的距离他们就没了准头，射不准；其余的如竹枪、石块就更不足道了。只是这些野人藏在深山里，出没无常，他们将男人掳入山中，配以蛮妇，强迫为他们耕田种地，时间一久，这些被掳进去的人，性情也变得和野人差不多，乐意被他们驱使。生下的儿子骨头是白色的，和那些野人的黑骨头不同，也有的被辗转售卖，但不知卖到哪里去了。

  野人的种类很多，只不过汉人一律称之为“猡猡”。守边的营兵，和他们常有来往，每年由藩司筹给四个厅几千两经费，作为打赏夷差出巡的费用。武官们把这银子看成应得的陋规，逼迫起文官来，一刻也不准拖延，这四个厅的通判，深以为苦。猓夷只要有一二十人在，营兵几千人都不敢直撄其锋[2]；甚至一个猓夷可杀死几个兵丁，驱使兵丁起来就像驱赶牛羊一样。兵丁们不敢抗拒，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以前几次用兵，无非都是虚糜国帑，冒取功，其实未见一夷，未一矢，以欺罔了事。边境百姓反被滋扰，文武官员借此作为升官的阶梯，所以用兵开销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而没有杀掉一个敌人，实在是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