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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1页）

顿了顿，接着说：“中国有句老话，叫治标不治本。前几期那些历史编辑者反复想，终于想明白，哦，得从中国的根上动手——照搬一个基督教进来，只是治标，进来了也水土不服；中国的根，在于一种东西，一种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不同的东西。”

熊浣纱和张树都屏住了呼吸，静耳去听方伯庚的后话。

“这个东西，他们用了一个老学者的话，叫‘士人精神’。”

“士人精神”，什么是士人——不是商人，不是贵族，不是武夫，就是读书人，就是知识分子。

方伯庚：“拿钱穆的话来讲，中国历史、自汉代以下，非贵族非军人非商贾，是一种‘崇尚文治的政府’，也就是‘士人政府’：只许读书人跑上政治舞台，只许他们组织政府，政权也只许交在他们手里。”

要有“士人政府”，自然得先有“士人社会”，按方伯庚所引的钱穆观点，这个社会，中国历史一直都在孕育：战国时期，活泼动进，“游士社会”因此冠名：“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到了西汉，流品出现、有郎有吏，就叫个“郎吏社会”；往后走，东汉时期，有一个阶级终于在察举制的异变中慢慢生长出来，到魏晋南北，“门第社会”也便最终诞生。

到了唐来，则略有不同——科举一出，一个“科举社会”或者叫“白衣社会”的雏形隐隐显现，但因为长期对外开拓疆土，边防将领权力越来越重，藩镇割据，各路武将拥兵自重，可以说是武将家庭变相世袭，因此这时候理当是一个从“藩镇社会”向“白衣社会”过渡的状态；宋及宋之后，就是彻底的以科举为运行机轴了，“白衣社会”应运而生：“门第社会消灭，军权社会也难得势。”

方伯庚道：“可以说，抽掉了科举，中国就不是今天的样子——西方文官制很晚才有，到今天还是‘两官分途’，一套公务员体系，分出两种官员，一种‘政务官’，一种‘事务官’，相互的职责不能交替，中国没有——不是多党轮换，没必要刻意分出来，说代表的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跟你们古代科举说的一样，都是为民为国。”

“对读书人的敬重，中国是刻在骨子里的。”

一席话，顿让熊浣纱和张树心生感慨，不由端地想起那片土地上数千万人埋头寒窗的壮烈场面。

有了“士人政府”、“士人社会”，久而久之，也便催生出“士人精神”来。

有对比才有所谓“士人精神”。《国史新论》里说：“西方人对知识，似乎自始即并没有对普遍全人群而寻觅之旨趣。此因西方社会，在先本从一个支离破碎各自分开的小局面上发展。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印度、罗马、犹太、阿拉伯，他们有各别的世界，各别的社会，各别的历史，知识对象亦遂趋于个别化。换言之，则是个性伸展，而非群体凝合。他们的人生哲学，亦各自分向各自的道路迈进。流浪诗人、运动家、音乐家、政治演说家、雕刻家、几何学者，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嗜好，各向各的天赋特长充分进展。五光十色，八方分驰。”

这是西方的精神景观，多棱角的，众彩纷纭的。文化依从这条路，政治也分崩离析，长时间里上百个国家一齐存在。在这种精神景观下，个性伸展，出来不同的流浪诗人、运动家、音乐家、政治演说家、雕刻家、几何学者——他们到底“不为群众所共享”。群众需要有一个共通的寄望对象，一种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超验外在，基督教世界主义便由此而来：“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

中国不一样。“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孔子、墨子、庄子，他们所理想的普通人格之实际内容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寻求一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特殊人格之这一根本观念，则并无二致。”“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

此所谓“士人精神”。

方伯庚：“中国不热衷特殊性，对个人主义不感冒，中国要一个整体的普遍性的人格。这些不是近代以来马氏那一派传进来才有的，你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士人精神’。”

听他论述了这么一大通，熊浣纱顿觉困惑：“精神的东西，它背后是数千年的文明，不是你们弄一个‘蒙太奇’计划，想消灭就能消灭的。”

“数千年文明，背后支撑的，就是‘士人政府’和‘士人社会’。”方伯庚悠悠道，“而支撑这两者的，又是一样东西——科举。”

点睛之语——熊浣纱在转瞬变了脸色：

“你们这次过来，是想对科举制度下手？”

方伯庚没有直接回复她的问题，转而说道：“有个政治学家，叫亨廷顿。上个世纪60年代，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说的是现代化问题，但是挪到你们中国，有一部分也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