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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皇帝篇14（第1页）

第84章北朝皇帝篇（14）

人物生平少年垂拱主词条：拓跋弘、冯太后北魏皇兴元年八月二十九日（467年1o月13日），拓跋宏生于北魏京都平城（今sx省dt市）紫宫，献文帝拓跋弘长子。母亲李夫人，乃中山大族李惠之女。拓跋宏未生之时，献文帝的嫡母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拓跋宏降生之后，冯太后才归政，并亲自抚养皇长子拓跋宏。皇兴三年（469年）六月辛未日，年仅三岁的皇长子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471年）八月丙午日，拓跋宏受父禅即帝位，改年号为延兴。由于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一手抚养成人。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拓跋弘仍然总揽朝政。当时，北魏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延兴元年（471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延兴二年（472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延兴三年（473年）二月，北魏朝廷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拓跋弘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年至48o年）的十年之中，北魏王朝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

承明元年（476年）六月，拓跋宏刚满十岁时，太上皇拓跋弘突然去世（传闻是被冯太后毒死）。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拓跋宏在位初期，嫡祖母冯太后以他的名义颁布措施。冯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太和九年（485年）、十年（486年），冯太后又以拓跋宏的名义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在冯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又谨慎，自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冯太后旨意[7]。独揽大政太和十四年（49o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8]”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孝文帝继承了先辈们汉化的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7]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斩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7]。南下迁洛拓跋宏亲政后，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王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赞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长子拓跋恂为太子，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拓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南伐。命太尉拓跋丕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临行之际，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