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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刑期从拘押期起算，一日抵一日。

  在沈阳审判期间，王子平将军来到抚顺市伪满时期日本女子中学的礼堂，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宣布对第一批335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宽大处理，免予起诉，立即释放，交由我国红十字会遣送回国。

  名字念完了，被点到名的人感动得哭成一片。有一个心声终于脱口而出：&1dquo;中国万岁！”

  他们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了他们的生命。这生命不再是一柄刺刀、一只凶兽，而是在疯狂泼洒后留住的宝贵的一滴水。它是脆弱的，但它能反射阳光，能吸收和感受真实的人的生活。他们要小心地捧着它走上生的道路。他们捧着它的姿势，就是&1dquo;悔罪”。

  此后又有两批战犯获释。三批共计1o17人。

  溥仪于1959年获特赦。特赦令还没宣读完，他已经痛哭失声。祖国呵，我的祖国呵，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其他伪满战犯亦在此前后获释。

  审判圆满贯彻了&1dquo;惩办极少数，宽释大多数”的方针以及一个不杀的原则。既有惩罚，也有感化，又有告诫。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从本质上认识战争。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高扬中国的国格。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结束就是开始。

  获释的战犯们来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向死难烈士献上花圈。他们再一次跪下，再一次宣誓，不少人再一次放声大哭。

  汽笛长鸣，&1dquo;兴安丸”号客轮驶离了天津塘沽港。前战犯离开了&1dquo;再生之地”，离开了&1dquo;第二个故乡”，他们和前来迎接的亲属全都站在甲板上，与岸上送行的人们浑泪告别。船长高木武三郎站在驾驶舱的窗前，久久地凝视这一幕。他的眼圈热了，嘴里嘟哝了一句：&1dquo;这种惜别的场面真少见。”

  夏季的海面上起伏跳荡着无边的阳光。高木武三郎接过舵盘，把航控制在5节以内。

  补记（1）

  前战犯田村贞直回到家中，年逾7旬的白老母一把拉住儿子，昏花的老眼在儿子的脸上停留了很久。她用一双布满褐斑的手，颤颤巍巍地摸着儿子的脸、上肢、两腿，最后跪在地上，抱住儿子的双脚哽咽起来。儿子双手倒背，两腿叉开，挺高胸脯，展示着健康的体格。母子的眼泪无声地打湿了一块地面。

  当晚，田村贞直向全家人讲述起狱中生活和悔罪的心情。全家人静静地听着，彻夜未眠。

  &1dquo;中国在哪个方向?”母亲问。

  儿子指给了她。

  从此以后，这位母亲睡觉的时候就面朝中国的方向。

  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是幸福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是幸福的。经历过两种心路历程、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的前战犯们对此有着深入骨髓的体验。归国后，他们成立了&1dquo;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总部设在东京，54个支部分布在各都、道、府、县。该会的宗旨是&1dquo;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日中友好”。他们通过演讲座谈、文艺演出、撰稿出书等形式，反省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本质，反对复活军国主义。他们为展中日友谊而热情奔走，为推进世界和平而四处呼吁。

  从5o年代起，&1dquo;中归联”起了查找中国烈士遗骨的活动，组织查询、募捐、签名、护送遗骨回国。烈士是指被劫虏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刘连仁是孤独的幸存者，被现后，&1dquo;中归联”的会员们自动地保护在他的周围，以防不测，直到把他送回祖国。藤田茂获特赦回国后，担任了该会的会长，致力于该会的事业，曾6次护送遗骨及率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了他，高度赞扬他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周恩来赠给他一套中山装。

  岛村三郎写了《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详细描述自己在狱中思想感情的转化过程，控诉了日军的兽行。铃木启久在《无人区》一文中，以忏悔的调追忆了日军制造的地狱般的情景：

  &1dquo;过去美丽茂密的大森林，现在变成了头上长了一块块秃疮一样丑陋的山岭。什么景致也没有了，只剩下烧得焦黑的枯树杂乱无章地站在那里，鸟雀不知飞往何方了，悦耳的鸟鸣声已经绝迹。农家的房屋一间也不剩，昔日的和平村庄变成一片片黑褐色的焦土。那一株株焦黑的枯树，仿佛在那里低着头哭泣；那一堵堵断垣残壁，仿佛心里埋藏着千仇万恨。过去林间、村旁的河流，河水被烧焦的枯枝败叶、破衣烂裳堵塞了，从河床里溢出来，流向四面八方。原来那种仿佛情侣私语般潺潺的流水声，现在已经变成了日本鬼子的哭诉声&he11ip;&he11ip;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村庄变成了人声绝、禽声断、冷冰冰毫无表情的旷野了。”

  这篇文章收入《三光》一书，该书初版时1o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居战后第二位。此类书籍，还有《战犯》、《天皇的军队》、《虏囚记》、《壁中自由》、《诞生》等15种。

  &1dquo;中归联”的举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失业，讥笑，谩骂，恫吓。&1dquo;中归联”不屈服，他们&1dquo;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活下去，就是破釜沉舟也要干到底！”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1dquo;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1squo;洗脑’这个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们决心写作，把在中国关押反省的真相告诉关心我们的广大日本国民。在战争中，作为军队、警察和官署等国家机构中的一名成员，对于奉上级命令所犯的战争罪行要不要负责任，中国用道理来启说服，使我们获得了正确的认识。这不是什么&1squo;洗脑’，而是使我们在良心上受到自我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