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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开始为解救冯庸积极地活动。最后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帮助下，1o月3日日军释放了冯庸。几经磨难，28日，冯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筹备冯庸大学复校工作。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

  1933年6月，冯家私产基本耗尽，冯庸大学再也没有恢复学校的力量了。经张学良同意，冯庸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

  此事在《国立东北大学廿四周年纪念册》有如下记载:“1933年6月，冯庸大学结束，并入本校，所占原6军大学校址，由军委会拨本校校舍。“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学生各奔东西。他们有的报考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少数学生转到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还有的回东北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继续抗日，有的青年投考军校，报效国家。

  冯庸大学从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毕业生。作为东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冯庸大学，历时六年宣告结束。抗战期间，他先后任昆山、长兴、襄樊等地警备司令、戒严司令，战区军法执行监等职。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国有资产局局长、高雄港口司令、空军等要职。不久，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为止。

  第一章冯庸之父－冯德麟

  冯德麟，原名玉琪，又名麟，字忱，清同治七年1868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温香乡达连村万里壕。

  17岁就投身海城乡勇、绿林的冯麟经过数年的闯荡，已经将公正侠勇之名散播开来，辽西辽南各地的百姓都称其为“团总“。而且冯麟出道早、团伙大、占地广、讲义气，已经确定了绿林和乡勇界前辈的地位。张作霖最初与冯麟交往时，就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比张作霖大9岁的冯麟经常到张作霖所在的大车店入住，他见张作霖为人机灵、讨人喜欢，曾给他讲过不少绿林好汉的故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张作霖应募投清朝宋庆毅军，清军败后，宋庆部队撤回关里，张作霖也从部队脱离回到家中。可是重操旧业后他不得不面对贫困窘迫的生活，最后不得不投奔曾经给过他许多幻想的冯麟。后来，冯麟把他安排在手下董大虎的手下。虽然张作霖并没有在董大虎手下太久，但与冯的交情却从此开始。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乱之间，东北几乎没有正式军队，一些地方乡绅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安宁，联名请示政府，申请招抚绿林豪客，成立辽河南路两岸招抚局。当时被推举为总练长的就是“年力精壮、性情侠迈“的冯麟。

  冯德麟早年曾在县衙充当衙役，因与绿林交往被解职。中日甲午战争后，19oo年爆义和团运动，沙俄借机入侵我国东北，冯德麟趁社会动荡不安、土匪蜂起之机，在辽阳界的高家坨子拉起“大团“，声称“保境安民“。因其抗击俄军，很得民心，队伍由百余人展到数百人，声势浩大。控制了辽河两岸地区。

  19o1年被俄军逮捕流放，后乘敌不备逃归。19o4年日俄战争爆，冯德麟率部参加日本人招募的“东亚义勇军“，成为日本的别动队，队伍展到数千人，不断袭击俄国军队。19o4年，东北大地又迎来除了甲午战争、沙俄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外的第三次浩劫--日俄战争。这三年中，冯麟参加的仅针对俄国的大小战役就有32起，特别在辽阳山战役。

  战后，日本特奖赏他“宝星勋章“，并向清廷保荐他和他的队伍可以为清廷所用。

  19o6年，冯德麟被清廷招抚，任巡防营统带、后充任巡防营左路统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总统，成立6军，将奉天巡防营改编为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冯德麟被委任为二十八师师长。

  19o7年，按年龄为序，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霖、张作相8人结拜为盟兄弟。

  1916年，兄弟两人的关系开始有了冲突。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由他任命的奉天督军段芝贵成为人们惩办帝制祸之一。张作霖提出，让冯德麟和二十八师扮黑脸，和段芝贵正面冲突，自己扮白脸使暗劲逼他畏罪逃走。段芝贵被洗劫一空回京后，在袁世凯面前对冯德麟没有一句好话，同时大赞张作霖。没过多久，袁世凯就授张作霖奉天军政实权，冯德麟被任命为军务帮办。1917年6月，张勋致电张作霖和冯德麟两人进京，密谋复辟大事，但是张作霖敏锐地判断出复辟胜算几率太小了。冯德麟作为东北的全权总代表，带着2oo个卫士进了北京支持复辟。

  1917年，张勋复辟，冯德麟亲自去北平赞助。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德麟在天津被段祺瑞所部逮捕。后在奉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周旋下，段祺瑞释放了冯德麟，并任其为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后来，冯德麟回到奉天，任“三陵督统“，即为皇家看守东陵、北陵、永陵的大臣。

  冯德麟下野之后，开始从事工商业建设，不但在北镇创办了中医院，还成立了大冶铁工厂，并且逐步引导儿子冯庸放弃高官，脱离军界。冯德麟自从下野之后，没有大事基本不去沈阳。但是一旦去沈阳见张作霖，必在长袍马褂的袖子中藏一支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