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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夜1o时2o分，日本守备队制造中国士兵炸毁柳条湖铁路的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开火。当永田铁山调拨的24o毫米大炮震颤着沈阳大地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在旅顺泡热水澡。刚刚到达沈阳的作战部长建川正在和艺妓睡觉。本庄听取了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参谋的意见后，犹豫片刻，断然作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决定。

  他的命令完全是多余的。部队早已在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下行动了。板垣在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生了。

  西方称“九一八”事变为“一夜战争”。

  事变第二天，日本内召开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以为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行为是犯上。他给板垣打电话通知不要扩大事态，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善后。板垣给他一个硬邦邦的回答：“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

  板垣不仅指挥了关东军部队，还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给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拍报，要求派遣部队增援。驻朝日军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于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林铣十郎司令官连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未接到，凭板垣一个电报就采取了调动大部队的行动。

  板垣征四郎加上石原莞尔，一个大佐，一个中佐，竟然完成了应是参谋总长和6军大臣职责的指挥关东军动战争和驻朝日军的越境出动。

  当时日本内相是若槻礼次郎。这位虚权相后来写了《古风庵回忆录》，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洗刷自己的责任。他记叙说：“内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6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驻满洲的兵力大约只有一个师团。为此，满洲军向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讨援兵，林立即派往满洲两个师团。本来，不得到准许的敕令是不能向外国调动军队的。可是，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未经这道手续就调兵了。”

  军部留给内的事情只是办理手续、批准经费。但在内会议上，有的成员反对支出军费，以作为对军部无视内的惩罚。但善揣摩天皇本意的若槻相是聪明的。他说：“可是，在未出兵期间，自当别论；如若出了兵还不给其军费，军队连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军队还要吃饭。那么，如果把这些军队撤回，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因为满洲军仅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冒险。所以，既已出兵却不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6军大臣）和金谷（参谋总长）感到为难，而且连日本侨民也要倒霉。于是，我不顾内成员反对与否，马上去觐见天皇，上奏说，政府正在考虑对朝鲜军派兵的问题支付经费。我退出后，金谷来到天皇前面，得到了出兵的敕令。”

  若槻礼次郎回忆到此，似乎很轻松就摆脱了自己的责任。似乎政府对动侵略的责任充其量只是软弱无能。

  身为相，却忘记了连平民也深知的道理：那拨出的经费可绝不仅仅是用于吃饭的。从哪一个国家的宪法上看，政府相也不仅仅是军队的司务长。

  天皇又多了一道动战争的掩护。若槻心甘情愿用自己做这道掩护。

  得到充足经费的关东军，其势更难被内抑制。

  若槻自己也说原先“满洲军进入铁路的西侧是为了要守护嫩江铁桥。本来认为到了嫩江总可以停止，不料敌军就在附近不得太平，于是又继续前进。既然如此，就说决不许越过中东铁路线。6军大臣说，不会叫他们越过中东铁路线，而满洲军却已到达齐齐哈尔，进而直抵黑河。这样就生了日本军队可以不听从日本政府命令这一令人奇怪的事情”。

  如此前出的结果，还令那个精于谋划的石原莞尔参谋难受得掉下泪来。

  当时迫于形势，日本当局还不敢宣布直接吞并满蒙。在关东军参谋机关9月22日只用一天时间就炮制出来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石原莞尔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本意见（注：指直接吞并满蒙）为九月十九日满蒙占领意见。6军中央部对此不屑一顾，而且建川少将也根本不同意。所以，我们知道该意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实行的，吞下万斛泪水，退让至满蒙独立方案，以作为最后的阵地。但是，我们确信良机将再会到来，满蒙领土论总有一日会实现。”

  掉泪的原因就是原来设想将满蒙一口气并入日本领土，而现在不得不妥协于建立“受我国支持的中国政权”。石原莞尔以为这是关东军与军部和日本政府的妥协，而不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和现有实力的妥协。

  傀儡政权只不过是个面具。但石原莞尔连面具也不想要。

  某些时候，泪水比怒吼还要疯狂。

  “九一八”事变乱子闹得不小，日本国内方方面面并没有准备好。国际社会也舆论沸腾。但板垣一干到底。他对身边人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为转移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他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拍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