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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迪的妹妹在初中时曾经遇见过类似的事。那时他妹妹的精神遭受了很大的损害，联系律师向法庭申请禁止令后，又看了许久医生，才恢复过来，因此他对这类的事情很是敏感。

  看了几页同学来的观察日记，翟迪感到毛骨悚然，给杨恪去电询问，才得知原来两人早已认识。

  不过杨恪并未多做解释，只说是爷爷在遗嘱里给他安排的结婚对象。

  翟迪在赫市长大，父母都很开明，没碰见过封建家长。他认为一个长辈立下遗嘱，从坟墓里伸出手来，用金钱约束小辈的婚姻自由，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对于那份杨恪不想要的遗产的附赠品——郁知年，也没什么好感。

  得知杨恪与郁知年同居的时候，翟迪大吃一惊。

  那天赫市的雪也很大，杨恪来公司里，工作间隙，十分随意地告诉了翟迪这件事。

  翟迪愣在当场。

  “你要和他结婚？”翟迪回过神来，这么问他，“已经搬进你家了吗？”

  杨恪说是，又没什么表情地说郁知年：“吵得要命，搬了一堆东西进来。”

  翟迪仍有些困惑，他知道杨恪的爷爷是谁，清楚遗产金额必定巨大，但杨恪的经济已经独立，且非但从未表露过对遗产的渴望，甚至提起过对爷爷财产的厌恶。因此翟迪忍不住问杨恪：“你打算按照遗嘱办，继承遗产了？”

  “嗯，”杨恪当时看起来很冷静，像平日里交流工作似的说，“把那些东西给他。”

  杨恪的话说得暧昧，有许多可理解的角度。再往后过了许久，翟迪恍然现，他理解出了错误的一种，但细细回想，他觉得这也不全是他自己的错。

  和郁知年同居后，杨恪的变化并不大。

  大学毕业，正式入职公司，杨恪天天待在办公室办公，最早到，最晚走，根本不像个在恋爱的人。

  唯独有一次，在大约入职半个月左右时，他们和一间跨国公司的负责人开视频会，开到凌晨，翟迪当时的女朋友来公司等他，会议结束，他们走出去，隔着玻璃，看见她在休息室的沙上睡着了。

  当时杨恪并未表现出什么异常，只是在第二天，两人见了一名投资人，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时，杨恪突然问他如果每天不想见面，是不是就是不大喜欢。

  翟迪脑中警铃大作，立刻告诉杨恪：“那肯定啊，喜欢当然是天天都想见面。”

  “你要是不想见郁知年，”他劝诫，“又不想要钱，这婚结了也没什么意思。”

  “不是我。”杨恪干脆地否认了，像没问过一样，开启了工作的话题。

  虽然这段对话很短，但杨恪很少问翟迪这类问题，翟迪便一直没有忘记，认为这是杨恪为是否该继续这场婚姻而感到左右矛盾的佐证。

  翟迪第一次对杨恪的情感产生一些怀疑，是在郁知年回国的时候。

  那时杨恪准备和郁知年注册结婚，刚好赶上公司筹集资金的时期，人人忙得脚不沾地。翟迪原本劝杨恪等过一阵子空下来，顺便能度个假，哪怕不是和喜欢的人，去享受假期总是好的。不知为什么，杨恪硬是不愿意，压缩安排，挤出了一天，非要在两年满期时便与郁知年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