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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之不畏权贵的祭遵（第2页）

《十七史百将传》：“孙子曰：‘法令执行。’遵杀舍中儿而光武知其不可犯。又曰：‘修道而保法。’遵之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是也。”

南宋·徐钧：”执法严明凛不阿，西征北讨战功多。“

北宋·王之道：”边城正藉诗书帅，俎豆於今识祭遵。“

明朝·黄道周：“祭遵一县吏，河北从征。为军束令，不重不轻。舍儿犯法，斩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将莫犯，断不私卿。征蛮南击，贼驽伤形。众惊欲退，遵斥进兵。战气百倍，大破方平。诏尊攻满，获之于生。公孙救陇，众欲回旌。遵独留战，指望功成。奉公忧国，死愈得名。”

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追忆当年随其父皇打下东汉江山的功臣宿将，命绘二十八位功臣的画像于洛阳南宫的云台，祭遵名列第九。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祭遵亦位列其中。

祭遵在祭姓宗族中地位很高，祭姓宗祠四言通用联：颍阳图像，辽左立祠。

上联典指祭遵，他是东汉颍阳人，封颍阳侯。图形绘于云台阁。

下联典指祭遵的堂弟祭彤，出守辽东近三十年，边境平安，人们为他立祠以纪念。

成语”克己奉公“出自《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比喻一个人对自己要求严格，一心为公。

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他得到赏赐，都分给部下，不治产业，家无余财。自己一生，穿皮裤，盖布被。夫人也裳不加缘，简朴至极。他兄长祭午见他没有儿女，便做主娶了一妾给他送去。祭遵坚决不受。他认为自己身荷国家重任，因而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时，他告诉家人将自己用牛车拉回，薄葬洛阳。问他家中之事，他一句也不说。

《后汉书·卷二十·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

祭遵一生，很受刘秀帝刘秀重视。他的刘秀悲悯异常；他的灵柩运回河南，刘秀命百官都去迎接，自己也素服亲临，望哭哀痛；经过他的车骑时，刘秀泪流满面，不能自己；然后，刘秀又亲自用太牢祭祀他；举行葬礼那天，刘秀再次亲临，给他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命甲土列阵送葬；葬礼完毕，刘秀又亲自到他的坟上吊唁，并到家中慰恤其家属。

喜爱儒术

祭遵身为武将，却笃好儒学。他选拔人才，全用儒术。连饮酒时的娱乐，也只用儒家的雅歌投壶。他还建议朝廷为孔子立后，并奏请设置五经大夫。虽然身在军旅，但从不忘俎豆之礼，确实是一个好礼悦乐，守死善道之人，确实是员难得的儒将。

《后汉书·卷二十·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

南阳、颍川时的下属，可说是最早的从龙之臣，较为特殊的是马武，本来是绿林军，跟随更始尚书令谢躬到冀州攻打王郎，谢躬被刘秀袭杀后投降。

从寇珣与南阳颍川诸将的使用上我们可以窥见刘秀用将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时罢时用，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同时刘秀还采取了监军、人质、遥控指挥等驭下策略，如在冀州对刚归顺不久的耿纯，就以“军营进退无常”为理由，将耿纯族人安置在蒲吾，而云台二十八将气质、教育与刘秀相等，也深知其间的利害关系，一旦手握重兵，权势过大，就自请以亲属入质，如寇珣守河内，刘秀数次策书问劳，就因为寇珣宗族昆弟都在军中，河内又是刘秀北征至关重要的大后方，寇珣立即联想到萧何守关中，刘邦数次遣使者问劳，遂“称疾不视事”，并效仿萧何派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从光武征伐。即使是跟随刘秀最早，深得信任的冯异，在关中连战连捷，也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正因深知刘秀多疑，凡事必欲亲自掌握的性格。

这种性格挥的不好就是刚愎自用，刘秀的天才正在于他的军事才能足以扬这种性格。自从定都洛阳以后，刘秀少有亲征，却对前线形势了如指掌，一是领兵将领随时将军情上奏，而监军使者也当另有报告，同时作战的其他将军也会上书说明自己看法，刘秀几乎都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建武十二年，大司马吴汉率军攻打公孙述，刘秀告诫吴汉不要冒进，“待其来攻，勿与争锋”，吴汉乘利，进逼成都，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光武大惊，责让吴汉：“比来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诏书未到，吴汉已败。

我们知道唐朝喜欢用宦官监军，往往造成多头指挥，最终一败涂地。刘秀既每每能取得胜利，诸将也就习惯了这样的运作方式，才智自然难以尽展，冯异就曾上书光武：“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指刘秀）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以主君的“独见之明”已经能取得胜利，又何必“私心断决”惹来猜忌呢？

对刘秀与云台二十八将的这种关系，范晔曾有评论，“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这主要说的建武十二年（36）刘秀统一全国以后，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策略，此时寇珣、岑彭、冯异、祭遵、景丹、铫期、傅俊、任光、万脩、邳彤、刘植都已经故去，耿纯次年（37岁）也死于东郡太守任上，云台二十八将只剩下十六人，大都悠游自在，主动退避，此时军事上主要处理的是与匈奴、羌、鲜卑等异族的关系，能力最强的邓禹、贾复留在朝中以为顾问，常率军出征的是吴汉，其余大多不再领兵，少数起用的往往间隔数年，或干脆固守边塞，军功更加不显。

而在云台二十八将之外，却有一个人频频得到率军征伐的权力，甚至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刘隆也只能作为他的副手，这个人就是被刘秀亲口承认“伏波论兵，与我意合”的“伏波将军”马援，他的起用是岑彭、冯异乃至吴汉死后刘秀不得已的一种行为，由于刘秀猜忌多疑的性格，又最终造成了马援“马革裹尸”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