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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末，如果得闲，又或者是贺臻得闲，总是要找个机会见一面的。自从她请他吃饭还邀了魏萱作陪，这件事情就变得绵绵不绝起来，她请他吃个饭，下次贺臻就要找个机会请回来，再不然就是魏萱做东，看场夜电影然后吃宵夜，吃完还能再看一场通宵电影，然后三个人在深夜的街头笑着聊很久的天走很长的路，才打车去取车回程。在一起吃得多也玩得熟了，有一天酒足饭饱之余魏萱提议，这种有益于身心健康人类团结世界和平的聚餐活动必须固定下来，于是就这么干脆变成了每周必有一次的固定活动。再后来，随着郁宁在新诚待的时间变长，渐渐也有了些娱乐公司员工会有的福利，什么没完售的戏票啊，公映前的排练场啊，总能分到一两张。这些票大多时候是约着魏萱一起去，有时魏萱和男朋友约会，郁宁起先是把两张票都给贺臻，但每次贺臻都退回一张给她，还笑着问“怎么和魏萱能去看和我就不行”，郁宁想想也是，从此要是魏萱不能赴约，她就直接找到贺臻，两个人结伴看戏听音乐会去。

用这个办法，郁宁几个月里看足了新诚主办或是赞助的各种演出，贺臻手头也有票，张张位置都好，最好的一次回是他和严可铭参与设计的《蝴蝶夫人》，竟弄来舞台左侧三楼小包厢的票，他们两个再加上魏萱和伊凡，四个人正好坐满，听得如痴如醉，明明来之前大吃了一顿，歌剧散场后个个兴奋得双眼发亮，又不约而同提议再去吃喝一顿……

那个春天和随后而来的夏天，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都是郁宁记忆里最快活最肆意的时刻，有无尽的精力，欢笑，胃口和欲望，后来她离那段岁月无可避免的越来越远，终是要挥手作别，但对它的印象，却从不曾有过一刻的褪色。

这个城市的春天很短，总是一过了冬，春天就跟着悄悄溜过去了，夏天又很长，漫长得让人觉得能一辈子都活在这个夏天里。

郁宁走进约好的餐厅的时候心思有些游离，搜了一圈没看到人，正要打电话，身后传来一声：“郁宁，这里。”

她闻声回头，看见贺臻后脚步停了一停，才匆匆迈动步子，走到他在的这张桌上：“魏萱和伊凡呢？”

“魏萱打电话来，和伊凡吵架了，她说不来了，免得扫兴。”

郁宁听完第一反应是去翻手机，上面并没有魏萱的电话和留言。她抬起头来对桌子另一头的贺臻摇头：“我这儿没消息。怎么回事？不是不吵的吗？”

“她在电话里头冲我大哭，说得不清楚，五分钟前来的电话，只说不来了。你再等等，要是晚点她不来找你，你再打电话过去问问吧。”

“嗯。”

“今晚是专门庆祝你答辩通过顺利毕业的，现在看来这顿饭只有我们两个人吃了。喝点什么？”

酒水单推到眼前郁宁半晌才反应过来，她察觉到贺臻目光中的询问之意，忙打起精神：“哦，我看看。”

她没有心思，随便点了冰红茶，又不愿意让贺臻看出破绽来，点完东西也不抬头，可没想到贺臻已经在问了：“今天我出门没看黄历，也不知道有没有忌出行，不然为什么魏萱发好大一通脾气，你气色也难看？”

被说中心事的郁宁僵了一下，抬起头勉强笑了一下，却见他眼中并无语气里那份故作轻松，关切之余甚至有些隐隐的焦急，她不禁愣住了，思虑再三，还是说了：“下班前新诚的人力资源部找我去谈过了，问我对薪水有什么意见。”

“新诚要雇你？他家老板算盘太精，用一大批廉价的实习生，到最后也留不下几个，你能留下，这是好事，应该庆祝才对，怎么反而愁眉苦脸的？”

贺臻语气中的愉悦并没有让郁宁更加振作，相反，她的语气更加苦涩：“嗯，谢谢。我也已经拿定主意了，过几天应该会把合同签了，过来之前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贺臻一愣，想起郁宁刚开始实习不久和自己提过的家里人的意见，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凶多吉少。他无意催促，耐心地等郁宁收拾好情绪，继续往下说：“我和你提过我妈希望我作画家……总之现在她知道了，很不高兴。”

知道她在外面求学辛苦，妈妈对她从来是没有重话的，每次打电话回家，也是叫她多注意身体，不要太拼命。但这一次当她试图解释舞台设计这份职业并不算脱离本行时，她那几乎从不对她发火的妈妈，依然没有发火，却也不听她的解释，而是很失望地在电话里就哭了起来。

“……我将来是没有面目去见你爸爸的了……”

对于在她一岁多就意外去世的生父，郁宁是一点记忆也没有了，小时候关于父亲的印象，就是他留下来的一些画稿和为数不多的照片。后来她长大了，学了画，再去看生父留下的遗物，苦涩地发现那些画并不算多好，母亲怀念着的英俊有才华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是被岁月和回忆美化了的幻像。

五岁那年母亲改嫁，再三年有了一个弟弟，继父在家乡做一点小生意，家境还算殷实，对母亲和她也很好，她是一直叫他爸爸的，尽管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她很清楚那个面貌普通不善言辞的男人和自己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但郁宁对他的亲近，仍然远远胜过照片上那张俊俏的面孔。

这个和她没有血缘的男人供她读书，学画，一直养育她，直到高考后要填志愿了，一天在晚餐桌上，很少就她的教育发表意见的他犹豫了很久，当着母亲和郁宁的面说：“……虽然美院的专业线过了，但小宁一直成绩很好，这次估分也不错，是不是考虑一下，要不要念别的专业呢？女孩子读美术不苦，将来要做画家，一个人打拼还是苦了点，我也不认识什么人，能在关键的时候帮她一把，而且她是她，路还是要自己走的，要是有别的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考虑一下……”

几年后郁宁再去回想当天他说的那番话，忍不住会想，他一定是想了很长一段时间，谨慎又谨慎，才说出口的。但这场谈话的结局实在太不愉快了，只要一想到那天妈妈绝望的哭声，郁宁都觉得有人在拿针戳自己的心口——她和继父像两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看着她那从不高声的母亲伏在桌上失声痛哭，嘶声哭诉着“……我没本事，没本事一个人拉扯大女儿，我对不起你……”，他们惊惶地交换着目光，像是在瞬间成了共犯。

郁宁最后还是进了那所母亲一直希望她考上，也是生父毕业的美院，但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一刻，她也隐约想过，长到这么大，除了继父在餐桌上被中断了的谈话，其实谁也没有问过她想要的将来是什么，而她也从来没有被给予选择的机会。

又或许是她自己没争取过，也就失去了要求的权利。

进了大学之后继父一如既往也毫无怨言地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每年放假回家，他也总是说“父母供儿女读书是长辈的责任，你要是钱不够用，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不缺你的学费，就怕你在外面吃苦头”，郁宁知道他没有把她当作外人，但那一天他的话和母亲随后的恸哭曾几何时还是成了心头的刺，她想不出法子排解，也无法和任何人，甚至是父母恳谈，思前想后，最后决定把家里给的每一分钱都存起来，靠自己打工和奖学金来读这个大学。好像这样做了，这个选择就是自己做的，而她也正在为它负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