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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被诬告的礼部苏尚书（第2页）

正好金部郎中（尚书省金部曹长官，与“金部郎”互称）张元方来访，说自古以来麦豆不曾有虫，有虫本就是奇事，既然虫吃了麦叶，麦穗就会受损。所幸有一种小甲虫，看见麦叶上的虫子就会上去咬断它的腰而去，民间把这种甲虫叫做“旁不肯”。

次日，李方叔、李端叔、秦少游来访，此时东坡先生已经入住东阙的宅第。

四月十五，朝中传来了监察御史董敦逸罢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的消息，朝野上下皆知此二人被罢皆是由于诬告尚书右丞苏辙与吏部尚书苏轼所致。其上奏的措辞为：

“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置之于侍从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礼，而乃专以喜怒之私，轻废朝廷之制。”，“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祜势曲法，务与其兄弟为肘腋，以紊乱朝政。”

可见董、黄二人的用心之险恶，用语之歹毒。他们还在苏东坡历来所行的勅文中捏造了大量的所谓对朝廷的不恭之语，试图将苏东坡置于死地。

面对这种局面，苏辙也不甘任人宰割，他联合吕大防对黄庆基的诬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苏辙奏道，黄庆基所言苏东坡所撰李之纯等六人的诰文对神宗皇帝构成毁谤，其用意纯粹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苏东坡也亲自上了辩解的劄子，说此前对于朝廷流放的那几个奸臣的告词，都是原来所下达的谕旨，自己绝不敢有所增减。

对于6师闵告词中的“百般扰民，怨声载道”，黄庆基说是在诽谤指斥朝廷，东坡辩解称这份告词本不是自己写的，中书省那里有存底，也有签名，可以派人去核对。另外，如黄庆基所奏自己在颍州乱用官府钱财之事，所有用度都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派人核查。至于说自己在宜兴县强买曹姓人家土地之事，当时已经申报尚书省。自己填列皇上的侍从之列，知道曹家是为了图财才告的，当时自己已经允许他们原价赎回了。案卷现在还在户部，完全可以派人去详查。

苏东坡的极力辩解，最终得到了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专门派门下侍郎苏辙前往苏东坡处宣读了无罪的谕旨。东坡先生听到谕旨后，“感恩之涕，不觉自零”，决心“庶全蝼蚁之躯，以报丘山之德”。

而黄庆基之流，再一次受到了朝廷的责罚，为他们这些龌龊不堪的行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等苏东坡就此事上完致谢的劄子后，又就《元祐贡举敕》中对于科举中考题的选取上了劄子，建议今后考题在《九经》、《孝经》、《论语》与所有子书、史书中随便出，这样也就能够足以表达朝廷选拔考生的主旨，本来只以诗赋的工整与否作为取舍的标准，不以不全之文掩盖其所不知以蒙混考取，对于鼓励和培养忠厚的风气，会大有裨益。

朝廷诏准了东坡的建议，至此以后，科场未再得出制度题目。

道人姚安世来访，东坡先生作《次丹元姚先生二》以赠。唐宋之时，凡道人皆称先生，又以其老者为老先生，所以东坡将姚道士称为姚先生。

而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所言，姚丹元曾被东坡先生极力推崇，直以为其为李太白所化，尤奇之，先后赠其诗文数十篇，待之甚恭。此人本为京城王氏子弟，因不肖为父所逐去，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聪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颂，又多得方术丹药。大抵有口才，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沉江淮，屡易姓名，东坡初不能辩也。

“公堂开后阁，凡木愧华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王钦臣数月前赠了一些桧树苗，东坡先生将其种之礼曹北垣下，如今已经百余日，树苗“蔚然又生意”，东坡喜而作了诗。

如今的钱勰已移至开封府，表弟程之元（字得孺）为广南东路提刑，东坡先生分别致简诉说了别后之谊。姚安世复传其所得的李太白诗《人生烛上花》、《朝披云梦泽》二，东坡为之作了跋。

吴复古前来京师，向苏东坡求度牒想出家。

关于吴复古想要出家的事，东坡先生前年在京师时就曾听他提及过，也多次劝他不必这样做，因为想出家在家乡出家就够了。但老吴已是铁了心要出家，还频频誓唯恐实现不了。东坡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就只好为之讨了一个出家的度牒。

吴复古得到度牒后，拿着度牒来到东坡先生处致谢，还赠以自己珍藏的扇山枕屏。东坡赠以诗文。

吴复古又名吴子野，号远游，生於海阳县蓬洲都渔洲乡（今属汕头市龙湖区渔洲乡延陵居委）。父吴宗统为翰林院侍讲，他为皇室教授。因双亲去世，归揭阳南潮结庐守墓三年，并设帐课徒。事后离家到潮阳县麻田山（今属潮阳市）筑远游庵，云游四方，广交学人，尤与东坡兄弟最为知交，常一起研讨庄子和老子的学说。可能是养生有成吧，此人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苏轼被贬江南时，吴复古并不避忌，与他常还有书信往返。

六月初八，苏东坡向朝廷上书仍想乞请外任，这次目标明确地想要求去越州。而十八天后，诏命下达：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散郎苏轼除知定州（别名中山府，今属河北省，治所在安熹，也就是今定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