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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集权的顶峰（第2页）

比胤祥要次一点的呢，就属满臣第一鄂尔泰和汉臣第一张廷玉了。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的旗员，可谓与皇家同族但不是宗室，因为他是“西林觉罗氏”（不是爱觉罗氏）。

当初在康熙年间的时候，雍正曾经以皇四子的身份对鄂尔泰有所依托，被他拒绝。不想这样的拒绝反而引起了雍正的重视与青睐。雍正即位后，当即就提拔他，放他云南主考，又去当江苏布政使。

在江苏布政使的位子上，鄂尔泰把本来应该照例“应得”的“公使银”（可以“报销”的办公费），用来卖了三万四千石谷子，分存于苏州、松江和常州三府，用来将来赈济灾荒的准备。雍正看到他这样做，很是高兴，调他升人广西巡抚。

刚到广西就任，又充任为云南巡抚，“治云贵总督事”（代理总督），在任上不到一年，又镇压了苗民的武装叛乱，雍正很喜欢，升为实把实的云贵总督。

鄂尔泰在位子上，建议雍正实行“改土归流”的措施，其实这个措施，并不是雍正才开始的，甚至不是清朝才开始的，早在明朝就已经主张把少数民族区的领更换为中央派去的流官了。鄂尔泰主张把明朝所设立的若干世袭的安抚使司、宣抚使司一概取消，改派知府、知县，与内的郡县制度合流。

雍正十分赞同他的想法，都任何无论是苗人还是彝人，都是大清的子民，不应该被封建式的土司割据。

后来由鄂尔泰通过武力的方式实行改土归流，镇压了想要反抗的部落。

雍正在雍正七年加拨了一省给鄂尔泰管理，称他为“云贵广西总督”，于是广西的若干土司也归了流。

雍正十年，鄂尔泰回京被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和张廷玉一起，在“军机处”侍候雍正办公。

这军机处呢，原来称作“军机房”，是“军需房”的后身，军需房设立于雍正七年六月，管理的本是军需，雍正为了保密起见和指示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把它设立在内廷的一个小房子里。

这个时候，胤祥从担任“总理事务”的大臣以来，处理京畿的水利颇为有效，奉了雍正的命令，主持支援西北军务的事务。换句话说，这军需房本来就是为胤祥而设立的，张廷玉和蒋廷锡是两个得力的助手，蒋廷锡又是当时的户部尚书，没有这个管钱的，打仗还谈什么呢，所以也被调到军需房办公。

在雍正八年，军需房改为军机房，胤祥也在这年五月病逝，军机处只剩了张廷玉和蒋廷锡二人，到了雍正十二年，才加进来鄂尔泰，作为“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加上一个“办理军机处行走”的原来贵州总督的哈元生，这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个月，贵州苗民反抗再起，他只得回到原任继续主持事务。

军需房确实是一开始为胤祥设置，但军机处升为实际的内，并且夺走了内实际的权力，这却是张廷玉的建议。

张廷玉的建议是只要是各方面写给皇帝的奏疏，分成两类。涉及到普通政务的称为“疏”，涉及军国机密的“要事”称为“摺（zhe）”。疏呢，由通政司进行收进，交内票拟；摺呢，不用通政司，而用“奏事处”收进，不再交内拟指，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朱批，批好了直接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不经过内，更不经过各部，力图保密又迅。

雍正采纳了张廷玉的建议，由此开始，军机处成为了全国最高和最重要的部门。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陪伴办公。张廷玉自己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张廷玉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承雍正的旨意迅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张廷玉也要向雍正解释奏章与“内票拟”的内容，等候雍正“乾纲独断”。

但是在如此的君主专制的集权制之下，“会议”这种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的。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五大臣、十札尔固齐。皇太极的时候将理政听讼大臣增加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

入关后，清承明制，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杂议。九卿呢，并不只是当初的太常寺、鸿胪寺等等，还包括六部的尚书。科道呢，就是都察院之下的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

遇到大官被弹劾或者对外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要交给“王大臣”去讨论，讨论后用书面报告给皇帝，皇帝来做最后的决定。

雍正我们之前说过能力极强，甚至在人事角度，对于其父玄烨和儿子弘历要优秀不少，不仅对全国政务了如指掌，而且很知道底下各督抚的能力如何，时常赏识一些督抚以下的小官。

各督抚之中，例如李卫啊、田文镜啊、王士俊啊这些，都是小官。

李卫之前说过，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初不过是个户部郎中，不到三年，雍正赏识他成为了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为浙江总督，雍正十年以后，升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呢，汉军正旗人，和李卫同为捐班出身，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也确确实实有刻薄的一面。

王士俊出身正途，是个翰林，一直被雍正提拔为“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在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本以弹劾田文镜而出名，但是在继任后，作风和田如出一辙。

田和王二人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来不是坏事，但是这田文镜急于求治，雷厉风行，州县官员呢，被迫于二人的政令，让人民按亩征税，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也要收税。

二人敢于干事而且不贪污，这也是事实，田文镜在清查山东钱粮的时候，查出亏损二百余万两，向雍正报告说是因为“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能力按年交纳清楚。

火耗和加派，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上面官员的“油水”，毕竟当时的知府，一个月的俸禄只有几两银子。

山西的有一位诺敏，向雍正提出一个“火耗归公”的建议，准备让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押到布政使司的司库，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弥补亏空，其余当做养廉银。

雍正的“王大臣”讨论了一番，同意了诺敏的建议，后来，不仅在山西，全国各都有了这样的“养廉银”，但终清一朝，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的税收制度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是他确实是很想替百姓减少负担的。

在财政方面，雍正最出名的一招，我们之前提过一嘴：摊丁入亩。就是将康熙五十一年定下来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银（人头税）强行摊入田租（土税）里面，也叫“丁粮合一”。不仅减少了程序，而且以后只有拥有田产的人才需要出丁粮，没有田产的人不仅不用出田租，连丁银也可以直接免了，的确是一项惠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