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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礼那天，不料自行赶来的陌生读者竟逾百位，签了到，不知谁是谁，也不知从哪里来，如何地来。由各省市抵达浙江桐乡，颇费周折，便是就近从沪杭开车寻来，高路也常会错过出口。木心初到那两年，我曾几度迷失道中，累先生久等。

  有位湖北来的大学生在追思会上说，闻知噩耗，他放下功课，从武汉坐十五个钟头火车来这里，怀揣木心七本书，一路读。我又问人丛中另一位小伙子哪里来，回说是烟台，也从微博看到讣告，放下事情，上了火车，看他的孩子脸，顶多大学一年级。那天，总有七八位年轻人不约而同说，他们读木心时正当高中。高中少年，读得懂么？再想想，木心在茅盾书屋读古书、读洋书，也就十几岁。

  下午的追思会上，乌镇外事导游沈晓玉说出一件中午生的故事：林慧宜，中国台湾女士，上午随旅游团来到乌镇打听木心，要见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她在对岸读木心，时年十六岁，此后与先生通过书信；二十多年来，自认水准远不及，不敢趋前见木心，其间留学德国，远嫁意大利，近时听说先生还乡了，决定寻来乌镇。

  于是陪同告诉林女士：“老先生逝世了，上午是桐乡的葬礼，下午三点你来参加追思会。”旅游团定两点离乌镇，中午，林女士走来昭明书院，独自默坐一小时——那一小时，先生正在熔化——离开前，她给导游留了自己的名姓与邮箱。

  多像是四流剧本的廉价情节，然而确有其人，是真事：本月我来纽约侍奉老母，两位美国电影人在皇后美术馆又办了一场木心座谈会。我早到了，出门抽烟，迎面撞见前来赴会的林女士，身边是异国的夫君，还有他们的小孩子。她认出我，登时大哭，从包里取出木心给她的一沓信。我原以为她是年少浪漫的女书生，谈下来，结果她去欧洲修的是康德与尼采，日后教的是美学，只为眼界学问长进了，能来见木心。

  “他玩笑开得太大了！”林女士哭笑莫辨地说，“自己走了，偏要招我那天来！”

  木心的读者在哪里？木心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听说有人读他的书，他便夸口写篇《论读者》。多年来，若是传过一两句读者的赞美——虽然很少，虽然很迟——他会长久记得，倘若话说得好看，他能复述如背诵，每次不会说错。他说，他与世界的关系只在读者，但他不见人。

  读者想要见他，也作难。那天，几乎每一位不曾见过先生的言者都说，他们想去看他，横竖不敢去。守护病榻的青岛青年刘正伟，当初只为见木心，辞了工作，远来乌镇找份工，十八个月间每周骑了车绕着他的宅子转，不敢去敲门。

  非要到他死了，读者这才来么？现在，上百位各地读者与木心在葬礼上会面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严寒，大晴，大告别厅门悬起黑色的布幅。一进门，隔夜扎的十个鲜花圈分置左右，灵台周围全换了黄白色的菊。尚未进人的厅堂，寒冷空阔。八点后，乌镇旅游公司的工作团队，桐乡电视台主持人与若干文联成员，列名治丧委员会的京沪两地近十位作家，陌生的青年读者，还有晚晴小筑司厨的沈师傅，洗衣打扫的阿姨，6续到了。十余位侍护先生的青年混在人丛中，期期艾艾，苦着脸，我想起医院的日子，现在木心不需要他们了。

  先生躲着。他从来隐在不易找寻的地方，因为深深的羞怯、固执，还因为难以被解读被尊敬的理由。过一会儿他将被移出来，给大家看——只能用“移出”这个词了——我知道木心每将见人，多么郑重。如今总算明白，人死了，头一件事，便是任人摆布。两天来我已熟悉这殡仪馆，此刻举哀在即，我却对忙碌筹办的丧仪，芜然陌生。先生愿意么？有人送，没人送，清寂，抑或隆重，如何是对？多年来我习惯凡事遵从他，成全他不肯屈就的性情。病床呓语中，他忽然说出他的倔犟，没有上下文，说时，提高了嗓音，一字一顿：

  不是不要，在乎要法，与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当然并非是在说葬礼，而葬礼也是一种“要”。不能问他了。当他被扶起坐好，签署文件，他惦念的是纷纷遗稿，没一句提及葬礼。

  在花丛、灵台与大门口的近十米间距，围栏竖了起来，吊客6续增多，漫进大厅。不少学生模样的男女，好年轻，一声不响，靠墙站开。九点前，我记得自己与熟悉或初识的来人握手说话，或在门口，或在休息室，同时，工作人员不断走来确认种种琐事。曹立伟，我在美院与纽约的老友，居然赶到了，才刚伸手一握，他扭头望见先生的遗像，猛地，抚脸哽咽（一九九〇年前后，先生一度借宿他家）。沈师傅，趁我稍空的当口探头说道：“问问领导，接下去我和阿姨还在老先生这里做事么？”（是啊，人的离去是被这样的家事提醒。）春阳来了，瞧见大厅的布置，破涕而有笑意：“很好看，很好看！”这么说着，却又眼泪淌下来（初起是她夫妇亲送先生来桐乡治病，此番再来，已是先生的丧仪）。在纷乱的人丛中，小代、小杨显得次要而孤单，无所事事，来客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却多年见惯了同一的情景：木心身边，就是他俩，如先生的家眷，也如我的孩子。

  八点半，还是九点？忽然，昨日辑录的音乐响起来，漫溢全厅。先是巴赫《十二平均律》的连串琴击，明亮愉悦，渐次增高、递进、飞散，接着是莫扎特《安魂曲》的集体女声，绝望透顶，升举盘旋：这里不是教堂，而这异质的文化即便在一座中国的殡仪馆，亦如霸权，挟持西来事物的律令与强势，堂而皇之，笼罩人群，不顾人群，以音乐自己的主张，宣说行进——奇怪，在北京选取乐章及在乌镇辑录时的得意、兴奋，全然消褪了。我几乎没在听，或者，竟未听见，此刻写着，这才“想起”那天的灵堂乐音——人愈来愈多了，纷然嘈杂，渐渐聚到围栏跟前，正对花丛环绕的灵台，对着遗像中的木心。